我在電視旁等待聆聽布希總統當天中午發表演說之前，在ABC電視台上看到薩達姆溫順地張開嘴接受美國軍醫的口腔檢查。這個昔日邪惡的獨裁者已經氣焰不在。我甚至在想薩達姆是怎麼樣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樣的窮途末路的。多行不義必自斃，他的邪惡本性固然是他走向這個結局的必要條件，然而伊拉克人民的逆來順受和民主國家的姑息縱容也成全了薩達姆的暴行。
蘇聯曾經有一個傳說：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該秘密報告使得世界上的人全面深入地看到了共產極權國家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當時有人遞上了一個條子給赫魯曉夫說：「赫魯曉夫同志，當斯大林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在做什麼呢？」 赫魯曉夫看到這個質問的條子，就問：「這個條子是誰寫的？」台下沒有人敢承認。赫魯曉夫說：「我當時的處境就和你現在一樣。」
赫魯曉夫肯定覺得他是聰明的，他的「韜光養晦」和歷史的風雲際會使他成了揭露斯大林滔天罪行的英雄。其實他更應該慶幸斯大林死得早，否則他可能早晚會向亞戈達、葉若夫、貝利亞這些克格勃頭子一樣被斯大林清洗掉。中國的林彪最後被老毛逼上樑山，走的是同一個路子。獨裁者身邊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因為獨裁者對自己的權力沒有安全感，當然覺得離他越近的人越容易「篡黨奪權」。而一般草民就更沒有安全感，在獨裁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漩渦中，一不留神站錯了隊就很快會家破人亡。
每個人都覺得「槍打出頭鳥」，如果誰先說了真話誰就會馬上遭殃，但是每個人又都知道結束了獨裁暴政，自己才能夠踏踏實實地過上平安日子。這種既希望享受自由帶來的好處，卻又不想為自由付出的心態在客觀上成全了獨裁者，使得他們可以通過殘暴鎮壓那些「自由的先行者」來震懾普通大眾對自由的追求。從這一點說，每一個獨裁統治下的人都應該省思自己的內心世界，也許我們不僅僅是獨裁的受害者，我們也同時是良知的罪人。我們的沉默造成了那些先行者的悲劇，「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很小的時候曾經在《連環畫報》上看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小的時候偷了鄰居的一隻雞蛋拿回去給他的媽媽，他媽媽不但沒有批評他，反而把雞蛋煮給他吃。受到媽媽的縱容後，這個人膽子越來越大，到他成年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盜。後來他被擒獲了，判處了死刑。臨行前他媽媽哭著到刑場為他送行，他說，「媽媽，我有一句秘密的話要告訴你。」他媽媽就把耳朵湊到他的嘴邊，他一口就把他媽媽的一隻耳朵咬了下來。然後說，「如果你在我偷了第一隻雞蛋的時候打了我一頓，我就不會走到今天這樣的下場。」
嗚呼，哀哉！如果說民眾的抗議是內在的自下而上的抗爭，那麼國際上那些強大的正義國家完全可以從外面自上而下地施加壓力。如果在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時候，國際社會就抱著除惡務盡的決心，也許不會發生幾十萬庫爾德人和什葉派穆斯林被薩達姆屠殺的慘劇。更進一步講，如果國際社會能早一點結束對金正日的幻想，徹底拯救那裡的人權災難，也許就不會有百萬北韓人餓死，兩千萬人還生活在地獄一般的恐懼和飢荒中；如果英法兩國當年沒有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怎麼會有長達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千萬人傷亡的世紀悲劇；如果國際社會現在能夠團結起來，一起對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說「不！」，就不會有數千法輪功成員被殘害致死，數十萬人仍在拘留所、勞改營和精神病院遭受洗腦和酷刑、數百萬數千萬的家庭就不會因鎮壓而破碎。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是共產黨的制度把人變壞了。」那麼國際社會現在對邪惡的姑息怎會不縱容邪惡變本加厲？反過來講，如果希特勒和薩達姆因為害怕正義國家不妥協的立場和聲音，而不敢做下那麼多的壞事，他們何必走到自焚而死或淪為階下囚的命運？國際社會的態度如果能再堅決一點、再嚴厲一點，無論是對迫害者、被迫害者和正義國家自己，難道不是三全其美嗎？在對待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問題上，國際社會是否有類似的教訓可以吸取？
願獨裁國家的民眾、正義國家的總統能和我們一起重溫丘吉爾的這句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本來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軟弱強化了邪惡的刻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