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民間維權正自發地走在這一軌道上──以關注人權個案的方式來推進位度改革。換言之，維權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全無任何人工設計，而完全是自發形成的。在不太敏感的人權個案上，民間的公開關注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區域內，民間智慧很善於在模棱兩可之中製造有利於自己的合法性空間。比如，在孫志剛案上，民間就充分利用了羅乾等高官的表態，大膽呼籲公布真相、懲治凶手、違憲審查和制度變革，最終導致收容遣送的提前廢除；在某種程度上，民間對延安黃碟案、李尚平案、孫志剛案、李思怡案、黃靜案、孫大午案和拆遷戶自焚反抗的關注，之所以能夠成為眾多體制內學者的發言機會，就在於民間製造出了一定的合法性空間來表達自身的權利訴求。而對敏感的人權案，如劉荻案、杜導斌案、鄭恩寵案，民間則表現出越來越勇敢的良知，不但利用體制本身的模棱兩可，而且不怕付出沈重的個人代價。
網際網路為民間維權運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平臺，網路成為民間的維權和議政的聚集地，1,幾乎所有的民間思想網站，皆把民間的維權和議政作為重要內容之一，公民李健還創辦了「公民維權網」，60名國內著名學者擔任該網站顧問；「學而是」、「春雷行動」和「民主與自由」等網站，大都開闢了旨在維權的專門欄目；2,網民的個人發言和相互交流，形成以網路為舞臺的維權結盟。3,全國各地皆出現了類似思想沙龍的網友聚會，請著名學者與網友當面交流，維權是此類聚會的重要話題；4,此起彼伏的網路群體簽名維權，已經成為民間維權的最明亮的聚光點。
同時，民間維權對個案的關注，已經超越了轉瞬即逝的階段，而逐漸形成特定的人群對某一特定個案的持續關注。如果說，在整個九十年代，長期堅持的維權只有天安門母親運動和九十年代末開始的法輪功維權運動的話，那麼，進入新世紀以來，知識界的維權運動也開始出現長期堅持的持續性。比如，余傑等人對「新青年學會案」的持續關注，從四君子被捕一直持續到現在；杜導斌、王怡、楊支柱等人對劉荻案的持續關注，先後發動三次頗具規模的網路聲援簽名；任不寐等人對李思怡案的持續關注，通過網際網路發起接力絕食，既為了悼念小思怡的亡靈，更為了活人的良心安頓；高耀傑、萬延海、胡佳等人對愛滋病人的人權問題的關注，王力雄等人對西藏活佛阿安扎西案的關注，李健、溫克堅、李建強等人對黃靜案的關注，記者石扉客對李尚平案的關注（他對此案的個人調查將近一年半，在關天茶舍創造了六萬多點擊率），胡星斗、許永誌等人對孫大午案的關注……都不是過眼煙雲的點到為止，而是採取追蹤調查、網路籤名、座談會、請名流呼籲等多種方式的持續關注。
現在，這種持續關注，不僅是道義聲援和司法救助，還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幫助，民間自發為受害者及其家人募捐，並將募捐啟示公開張貼於網際網路上（如黃靜案、羅永忠案、杜導斌案等），已經成為民間維權的又一大亮點。
在不太敏感的「延安黃碟案」、「孫志剛案」、「孫大午案」上，民間維權曾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實效。現在，敏感的劉荻案也出現了一絲轉機（當然，對這些實效並不能過於樂觀和盲目拔高，因為與絕大多數個案的石沉大海相比，這幾個個案簡直就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劉荻作為一個活躍於網際網路上的女大學生，她的被捕在大陸民間激起的強烈反彈，是同類案例中前所未有的，連續三次網上簽名聲援，總人次接近三千。正因為她得到了大陸民間的持續關注，才會在國際上引起較大的反響，內外壓力合流的結果，才會為劉荻帶來獲釋的可能。
2003年11月24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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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民間自發維權，在不斷測試官方的容忍底線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擠壓官權和擴張民權。現在，知識界的民間維權正在由分散走向聚合，由擦邊球走向直言不諱，由勇氣匱乏走向勇氣初現，萎縮了多年的社會良知正在逐漸覺醒。這些進步皆是民間維權運動日漸長大的信號：1,道義勇氣正在不斷增長，已經代替了一壓就裝死的怯弱和聰明，而越來越敢於嘗試對官方鎮壓公開說「不」，表現為一種來自道義支撐的大智慧！2,民間維權的聲音也不再限於分散的個人發言，而是群體性的伸張權利。比如，對極為敏感的一系列文字獄的民間關注，掀起了網路維權的一個接一個高潮，劉荻案和杜導斌案尤為典型。
絕非巧合的是，發起「我們願陪劉荻坐牢」活動的杜導斌，在簽名還沒有截至之時，就真的坐了獨裁的黑牢，而民間各界對杜導斌案的強烈反應，其模式與劉荻案非常相似，而且動員規模更廣泛、道義感更強烈。國內率先發起了網路籤名，接連出現一個聲明和一封致溫家寶的公開信，簽名的人員組合中，出現了少見的體制內外自由知識份子的合流；在國外，出現知名漢學家、華裔學者的集體簽名信、海外民運組織、諸多中文媒體成立的「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多個國際人權組織、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和國際筆會……合流的現象，簽名者也跨越了美國、歐洲、澳洲、香港、臺灣。截至11月23號，在聲援導斌的兩份文件上簽名的人數，已經高達 1600多人。
「願陪劉荻坐牢」的杜導斌真的坐牢了。令人振奮的是，當杜導斌被捕後，民間維權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出現了公開張揚的前仆後繼，那種罕見的勇氣，既令人揪心，更令人振奮。身在國內的王怡、趙達功、北冥等人，發出「我願陪杜導斌坐牢」的聲音，那種「用我們的身體，填滿他們的監獄」的決絕，頗有魯迅所謂的「自蹈死地」的意味，與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在法庭上的精彩自辯一樣，都表現出一種清醒而冷靜的大義凜然。從王怡接受採訪時所透露的心態上看，這勇氣絕非鹵莽行事，而是對可能降臨的災難，從心理上和技術上已經做了充分準備，並將自己的經驗公開與別人分享，從中透露出民間非暴力反抗的堅韌。
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勇氣，只有落實為個體踐行，才有真正的力量和效果。這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二者的合流形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這正氣，必以堅定信念、鄙視怯懦和高度凝聚為前提，它的出現再次驗證了監獄關不住自由、暴力擊不垮良知的普世公理。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可怕的不是物質貧困，而是靈魂的陰暗或良知的貧困。所以，聖雄甘地才公開宣稱：「我寧願冒千萬暴力的危險而不願使一個民族萎靡困頓。」
在後極權時代的寡頭獨裁之下，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格局日益凸現，哈維爾提倡的「無權者的權力」──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正是民間維權的最大資源。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質富有，而是無形的精神源泉，在西方是履行「神聖天職」，在中國是踐行「天地良心」。只要民間擁有了「得道多助」的底氣，民間維權就開始走向成熟：從事可能帶來危險的維權善業，決不偷偷摸摸而是公開化的坦然；不訴諸轉瞬即逝的仇恨和激進，而訴諸於堅韌長久的寬容與漸進；不追求人為的宏大綱領和一夜巨變，而致力於自發經驗的積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點滴進步；不搞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權謀，而堅守普世道義的底線原則；不求立竿見影的即時效果，而著眼於長治久安的民間社會的發育；不在體制內政改停滯的現實面前徒然悲嘆，而始終保持對民間力量自發擴張的樂觀信心。
凡是獨裁製度下民間自發的非暴力維權，特別是對處於不得不偽善階段的恐怖秩序的挑戰，民間除了道義正當性之外，再無其他可以長期憑藉的基礎性資源。在此意義上，民間維權的中堅力量，必須表現出先講是非而後講效益的道義堅定性，甚至就是一種只問耕耘而不問收穫的大義凜然。惟其如此，民間維權才會樹立起人權的尊嚴，才會具有一種平靜、理性、樂觀的自發堅韌：民間維權所追求的優先目標，定位於人性尊嚴的恢復，而非仰望救主的卑微；推動民權的漸進擴張和制度改革的點滴積累，而非一步登天和既得利益；以善意、理性、和平的方式持續地表達民間的權利訴求，當然也希望得到政府做出平等的善意、理性、和平的回應；我們不追求鎮壓和犧牲，更不想成為新的烈士，但我們決不怕鎮壓和犧牲──僅僅為了「願陪杜導斌坐牢」的悲壯盡快絕跡，為了中華民族不再需要反暴政的烈士。
2003年11月26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