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25歲的王先生做工藝品生意。他回憶說：「過去家里根本雇不起女佣。富裕人家也沒有女佣。」
王先生說話之間，他家的女佣羅尤蓮(Luo Youlian,音譯)在一旁打掃他那空蕩蕩的三居室公寓。然後，她收拾起昨天晚上的殘羹剩飯，開始洗刷碗筷。身材矮小的她臉上刻著歲月的痕跡。
羅尤蓮每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小時。她總是忙個不停－－掃地、拖地、擦窗、洗熨衣服，而每個月的工資約為50美元。王先生說：「她的報酬很合理。」王先生是通過一家中介機構僱用羅尤蓮的。
目前，中國出現了一個規模龐大的佣人階層，其中大部分是來自農村的收入很低的女佣。這是金錢改變中國社會，加劇階級分化的最新例證。禁止雇佣佣人的不成文規定基本已土崩瓦解。薪資的增加使城市居民有錢來雇佣幫工。而外地民工的大量湧入又形成了一個心甘情願的勞工階層。
對於許多中等收入的家庭來說，雇一個女佣還是負擔得起的。曹建清(Cao Jinqing，音譯)是一位研究國內人口流動現象的社會學家，他指出，上海去年的人均收入已超過1,600美元，而當地三百萬民工的收入只有這一水平的一半左右。此外，民工也享受不到本地居民所享有的許多合法權利和就業待遇。他們的醫療支出和子女入學費用都很高。
曹教授說：「過去，毛主席消滅了階級差別。但隨著社會的變遷，階級差別又捲土重來。」
女佣在中國被稱為「阿姨」，她們是上海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經常談論的話題，如怎樣找阿姨，怎樣留住一個能幹的阿姨。
在上海市區某寫字樓的一家餐廳裡，三個打扮入時的職業女性正在談論找一個好幫工有多難。
王政(Wang Zheng,音譯)在一家公關公司工作。在過去三年裡，她一直在尋找一個令人滿意的阿姨，以便在夫妻倆忙於工作的時候照料他們的女兒。目前，她的女兒與祖父母住在一起。她說：「兩年裡我們換了四個阿姨。」
最近，一家香港公司在北京開設了分支機構，推薦菲律賓女佣，稱她們「順從意識更強」。在該公司的廣告手冊裡還有身穿紅白相間制服的女佣上茶的照片。該公司稱，到目前為止，它接到的問詢電話大多來自外籍家庭，但也有一些國內的新貴想享受雇佣外國女佣的風光。
從許多角度看，羅尤蓮是新舊中國的犧牲品。她現年32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很多。她的雙手皮膚粗糙，滿是皺紋。她幾乎不笑，說話時總是低著頭。1998年，已經離婚的羅尤蓮從距上海約300英里的貧困的安徽省來到上海。離婚使她在小村莊裡處於孤立，無法養活自己和一個兩歲的女兒。孩子現在與她的婆婆住在一起。
後來上海的一個中產家庭同意雇她做女佣，包吃包住，每月工資約為50美元。等她到了那戶人家後，才發現他們只願支付不到45美元的工資。
羅尤蓮說：「我沒有還價，因為我需要錢。」
在接下來的8個月裡，這家人盛氣凌人地將她呼來喚去，百般挑剔，她疊衣服、擦窗戶和煮飯做菜都受到監視。
最後羅尤蓮不幹了，另找了一戶人家，這家的老頭雇她來照看老伴。羅尤蓮晚上就睡在客廳的長沙發上，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抵抗來自男主人的性騷擾。受到羞辱的羅尤蓮卻不敢向有關部門投訴，因為像其它上百萬的民工一樣，她沒有暫住證，屬於非法居留。
去年秋天，羅尤蓮搬到了72歲的退休紡織工趙時英(Zhao Shiying,音譯)家中。趙的丈夫也退休了，他原先是商店營業員。夫妻倆的房子非常狹小，在一座沒有電梯的公寓的第五層。
羅尤蓮睡在一個凹室的簡陋床架子上，沒有窗戶。由於空間跼促，她與退休的夫妻倆人只能擠在他們臥室的一張小圓桌上吃飯。羅尤蓮每頓飯通常會做一個葷菜，一兩盤素菜和米飯。但她從來吃不到葷菜，只能吃素菜。主人們對她說，肉價很貴。「我很生氣，但我能怎麼樣呢，」羅尤蓮說，「我是佣人啊。」
趙女士則表示她從來沒有虧待過羅尤蓮，並對她的離去表示遺憾。趙女士說：「這是使用鄉下民工的好辦法。他們做那些上海人不願意做的活。」
幾個月前，25歲的私營老闆王先生離開了上海，羅尤蓮又沒工作了。她現在每天5:30就起床，從自己租的9平方米的閣樓出發，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去一家自助餐廳打工。她在那兒洗盤子，一直干到下午三點。然後，再匆匆趕去做第二份工作，為一家化妝品公司打掃辦公室。
儘管遭遇坎坷，羅尤蓮表示還是願意到別人家做阿姨。對她來說，這是最好的謀生之道，而且她喜歡那種有家的感覺。
羅尤蓮每個月給老家寄大約100元人民幣(12美元)作為女兒的撫養費，另外寄200元(25美元)給母親。從五年前來到上海到現在，由於經濟能力有限，她只回過兩次家。如今當她打電話回家時，女兒有時都辨不出她的聲音了。
羅尤蓮說：「我從來沒有把我的生活同上海的富人比。我相信，這都是命。那些雇我的人命好，而我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