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位作家曾經戲說過，小說寫不下去，怎麼辦？你殺個人。用筆殺個人，自然能懸念疊出，情節曲折。這位作家的邏輯是：反正在紙上，人可以隨便殺，殺得越殘忍越過癮，這才迎合觀眾和讀者的需要。
喜歡觀看同類被殺，也許是某些人的嗜好，但這肯定不是一個健康人的正常心態。一個真正的作家，絕對不會用筆濫殺無辜，他們非常尊重人的生命，惟恐傷害人的一點毫毛。他們從生活出發，在寫作中進入虛擬的世界，情節的發展已經牢牢控制了作家的情緒，到了不得不殺死主人翁的時候，作家是非常之痛苦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文豪都為在作品中殺死人而傷心不已，都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我怎麼能殺死了他呢？」「一個這麼好的人怎麼就能被殺呢？」這是大藝術家的悲憫。
自由是在限制中的自由，在限制中你才能顯出你的才氣。小說家也好，劇作家也好，因為情節進行不下去而去殺個人，這恰恰說明他們的無能和智慧缺乏。追根究底，還是沒有參透人生，沒有把握住生活的真諦。於是便粗製濫造，就隨便「殺人」，戴著藝術家的桂冠而輕薄生命，是對「藝術」二字的玷污。
藝術家的良知，不折不扣地體現在作品中。藝術家的審美情趣，從來不是去迎合讀者或觀眾，而是去健康地引導。被動的迎合，迎合的往往是低級趣味；主動的引導，則是擁抱大美和崇高。
生活中濫殺無辜，法律嚴懲；藝術中無故殺人，該當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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