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一家美國主流大報駐京分社的社長聽到記者提出「為什麼在十六大的報導中大量使用匿名信息源？」的問題後，中斷了記者的採訪。
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命題提出七年後，外國記者心目中的中國仍然是那個封閉自守、黑暗高壓的「異類」，儘管已經在中國呆了好幾年，他們和中國記者交談時仍然說的是「你們媒體」、「我們媒體」、「我們和你們的體制是不一樣的」，言談之間，對於「妖魔化」的提法警惕和不滿盡現。
「你們沒有全面地看我們的報導」
在一次研討會上，《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潘文首先指出，美國媒體決不是一個一元化的統一體，不是只有一個聲音，因此中國的研究人員把「西方媒體」或者「美國媒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是有失偏頗的。更何況即使在美國的同一家媒體，也常常有不同的聲音。
「通常很多的中國讀者，包括一些專家，並沒有全面地看待我們駐華記者的報導」，原《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康銳以此來反駁「報導總是負面的」這一指責。他說，往往一篇關於外交政策或批評政府的文章會引起外交部的反應，被別的媒體轉來轉去，而駐華記者大量富有人情味的正面報導－－胡同裡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在公園組織合唱團……卻被忽略了。康銳認為《紐約時報》對中國的報導主題是多方面的，既不能單純用「正面」或「負面」來考慮問題，也不能僅僅以「中國的敵人」或者「中國的朋友」來判斷一個記者。
有爭議的新聞有助於報紙銷量
潘文告訴本報記者，《華盛頓郵報》的選題思路是選擇可以代表中國社會的深刻的東西。雖然他們涉及的中國題材從國企改革、軍事外交、房地產到農村村長直選，「由一件事得到啟發，從而發現中國的最新變化」卻是一個不變的思路。「比如姚明，他不光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男子漢，從他的身上還能反映出很多中國改革的變化，比如中國社會對體育運動、偶像的變化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寫出來，就可以讓美國的讀者更瞭解中國。」
康銳也說，美國記者的思路是更多地關注社會和人民生活的變化和發生變化的原因。報導的關鍵在於是否公正地描述事實、解釋原因、體現中國官員和老百姓的觀點，而不在於報導的主題是否消極。《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韓村樂則表示，有爭議的新聞有助於提高報紙銷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儘管記者需要如實報導新聞，但必須考慮到媒體的商業屬性使報紙必須對一些話題重點關注和炒作。
「他們(中國政府)應該給我們通暢的信息渠道」康銳說，作為外國記者，很難接觸到決策層的官員；即使外交部官員的話在別處都已經說過了，國外媒體引用時也不能公開他們的名字。他抱怨說：「我們不明白政府為什麼採取這種政策，這使得我們的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中國人高估了我們的影響力」
令眾多駐華記者頗感委屈的是，批評他們報導的不僅是中國政府、專家和民眾，也有美國的政府官員、商人和學者。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他們被視為中美關係中的「麻煩製造者」。對此潘文的解釋是：「一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一個是超級大國，無論媒體採取什麼態度，這兩大力量的存在是一定的。兩大力量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有起有伏，也許新聞只是反映了雙邊關係緊張時的狀況。」
《時代》週刊北京分社社長傅睦友則承認「美國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一般是基於美國政府的論調，他們跟記者批評中國、伊拉克、伊朗這些國家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但是他把美國媒體的單向信息源歸因為中國政府與國外媒體溝通的渠道不暢通，使媒體無法獲得更多的消息。
中美兩國歷史形成的相互成見，也是國外記者提起的原因之一。康銳說，即使他們寫了一篇關於現代中國的報導，第一次來中國的美國人仍然會對這些高樓大廈驚嘆不已，這就是因為根深蒂固的偏見使普通的美國讀者無法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我只能說過去20年的報紙他們都白看了」。不少美國記者認為，中國人往往高估了他們對政策、公眾和中美關係的影響力。傅睦友說，事實上，諸如李文和案等轟動一時、挑起美國反華情緒的報導並不會對美中關係產生什麼深遠影響。
對於近幾年的涉華報導對華態度有所轉好的研究結果。美國記者們表示，「我們這些記者始終在這裡，沒有改變」。「並不是我們的報導方式有了什麼變化，變化的是中國，我們的報導只不過反映了中國的變化。」(本文部分內容由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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