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黨政官員追求高學歷和高學位無可厚非。同毛澤東時代的「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和「外行領導內行」等愚昧、落後的現象相比，這是比較文明、進步的。儘管我們不能把一個人的學歷完全等同於一個人的能力，但如果一個國家的官員都是由一大批高學歷和高學位的人士組成，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很多黨政官員追求高學歷和高學位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出於對知識本身的追求，而是為了獲得一紙文憑，以便作為他們在官場繼續晉升的墊腳石或籌碼。
當然，獲取高學歷和高學位這些資本以增強自己在官場中的競爭能力，亦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的「公僕」們不是通過需要花費昂貴的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的「寒窗苦讀」、而是通過用人民賦予他們的公共權力，去直接購買一些文憑。有個在官員身邊從事秘書工作的的蘇蘇，曾在《中國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領導的文憑從秘書手裡來》的文章，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腐敗的「權學交易」現象作了生動的描述。他這樣寫道：「4年時間裏，我給單位的3個領導寫了數不清的作業和試卷，光論文就交了10多篇，拿了兩個大學文憑、一個不知叫做什麼研修班的結業證，還有兩個領導幹部培訓班的結業證，以及業務上的幾個培訓項目的證書。」這種中國官場領導上學、秘書「捉刀」的特色現象，很多人已見怪不怪。
領導們不僅要役使秘書為自己讀書、拿文憑「捉刀」，還要向「權學交易」的另一方－－文憑的出售者高等院校和高等院校的導師們－－行賄。而出於對利益的追逐，高校一方對政府高官就讀碩士和博士一事尤其垂青，並對他們大開綠燈，比如：降低官員報考碩士和博士的入學門檻；他們被錄取之後也基本上可以不來上課；導師根本不對他們進行嚴格的考核、考試；論文答辯中「一問三不知」的他們往往也能夠被導師順利帶過，並最終拿到文憑。由於中國高校為官員提供了這樣一個穩定的低成本、零風險的「文憑供應市場」，官員對高學歷
和高學位的需求慾望更加強烈。近年來，那些手握大權的高官，平時「日理萬機」，難得有閑暇看書學習，幾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了某某名牌大學的碩士或博士。就這樣，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則，在權力的衝擊下已蕩然無存。
中國的教育資源本來就極為稀缺。權貴們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擠佔教育資源，一方面使那些真正「寒窗苦讀」的誠實學子的利益受到損害，另一方面文憑的泡沫化也是教育資源的一種極大浪費。更為可怕的是，由於權力對教育的滲透和左右，作為傳承文明、培養人才之地的神聖高校已腐敗不堪。而與此相反，西方國家許多著名大學寧願不要資助，也絕不降格以求。比如，1996年，牛津大學拒絕了沙特富翁捐款340萬美元、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的要求。牛津的校監們認為：「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工商教育。」（轉引自余傑：《火與冰》198頁。）
儘管有人指責牛津「保守」，但不管怎樣，牛津面對送上門來的金錢而不動心的舉止，令人肅然起敬。而中國高校正是抵擋不住權力和利益的誘惑，從而導致學術尊嚴的喪失、「權學交易」的氾濫。這一現象的對比，再一次表明中國其實離世界主流文明還很遠。中國要真正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對西方國家強大經濟的模仿，還應該對別人先進的政治和精神文明保持仰慕和學習之心。否則，諸如「權學交易」之類的體制性弊病只能愈演愈烈。
(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