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電話線，放下自己心愛的古琴，遠離一切塵世的干擾。我在讀一本書，一本讓我深為震撼並時時絞痛的書－－《史跡》。《史跡》是田建模先生的自傳體小說，一開始，我就被作品的人性之美所吸引，後來，則是不斷地被感動，在感動中我越發感到了作品的份量。
《史跡》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歷史足跡，也是一個社會整體的歷史足跡，一個時代的歷史足跡。它記載著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痛苦與歡樂，悲哀與無奈，愛情和仇恨，也記載著中國少數智者孤獨與困苦中的思索。
方哲從一位充滿理想的青年學生，到志願軍戰士，到大學生，再到政治犯，走過了極其艱難的一段歷程。我們很難用一個確切的詞彙概括他的一生：夢想、正義、不幸、壓抑、窒息……都不能，這些靜態的詞彙在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被一層層剝去自由的內核之後，已經失去了其應有的功效。
在強大的專制機器面前，一切生命都是脆弱的：它剝奪不了你的高貴的心靈，卻可以無情摧毀你做人的尊嚴；它不能讓你像狗一樣的屈服，卻可以用無恥的手段蹂躪你的人格；它無法驅走你思想的光芒，卻可以讓你在豬狗不如的環境中逐漸破滅原有的希望……
《史跡》是一部人格被極端扭曲的歷史。
《史跡》是一部民族被極端扭曲的歷史。
在諂媚的讚歌聲中，我看到了一部難得的深刻的反思之作。
「萎頓之後，他重又振作了起來：儘管沒收了文稿，但卻不能沒收思想！就像反右中他不時背誦紀德的一句話：『因為我口的緘默，你以為我的心也靜止著麼？』」(《史跡》第十五章)
主人翁方哲在陰暗的監獄中這樣對自己說。他在與自己對話。因為沒有人能夠聽見他的心聲。自由被剝奪了，行動被剝奪了，連語言也被剝奪了。
「因為我口的緘默，你以為我的心也靜止著麼？」這句話反覆地在我耳邊迴響。因為擔心宋玉明在審判會上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割破了他的喉管。「約摸過了二十來分鐘，那瘦臉條又進院子來了，身後跟著三個著警服的和拎個藥箱的醫生……『按住頭，不讓他動』」。但是，在宣讀到「罪犯宋玉明」時，「老宋轉過身來，跨前兩步，走到了臺的邊緣，不等宣讀結束，他猛然向上伸出了兩臂，把一個大寫的Ｖ字高高聳立在頭頂。那原本一直搭拉著的頸脖，此時竟然奮力昂起，他的嘴在張合翕動，徒然作著無聲的呼喊，這一切人們全都看見，也彷彿全都聽到了似的……」(《史跡》第十五章)
當我們學習歷史的時候，恐怕很少見到這種禽獸不如必遭天譴的暴行。宋玉明、張志新……我們無法從塵封的血跡斑斑的歷史中統計出有多少這樣的受害者，但我們不難從連篇累牘的讚歌聲中體驗到諂媚的隨聲附和的聲音是多麼的強大！
這難道不是我們最深切的悲哀嗎？
這難道不是我們民族最應反思的悲劇的根源嗎？
至今依然生機勃勃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識，不斷地給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打上恥辱的烙印，但是，這種為人所不恥的奴性意識市場又是如此的廣闊，奴才門違背良心唱出的讚歌依然是那麼的嘹亮，嘹亮得超過了良知的吶喊、超過了無數冤魂的吶喊、超過了思想者痛不欲生的無奈的呻吟
……
如果從道德的淪喪和人性良知的泯滅兩方面來看，從1949年解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歷的悲劇和由此造成的災難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才華橫溢、血氣方剛、有思想又充滿正義感的方哲，倘若不是生長在中國，他此生的一多半時間會在監獄的折磨中渡過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答題。中國是缺少反思意識的民族，尤其是近代，與諂媚者相比，反思是不合時宜的。即便是短暫的反思，也往往只是成為一派打擊另一派的政治斗工具而已。
所以，文革反思不徹底，一些掌權者昧著良心，調轉槍口，改變立場，依然保著自己的烏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讓你永遠弄不清這些人的本來面目。殺害張志新的劊子手到底是誰，這個人為什麼迄今不被法律懲處？；89反思不徹底，一場悲劇就這樣懸著……腐敗以驚人的速度蔓延開去，直到所有的人都麻木和習以為常。當局者時不時殺一隻小雞崽兒敬猴，提醒世人這個世界還有公道存在，這種行為被御用的奴才們大肆渲染，依然是高歌一片……
一個有著濃郁奴性意識的國家，有血氣的人是痛苦的，因為他必被制度和奴才們所迫害。
一個有著濃厚奴性意識的民族，其自身就是可悲的，因為他必將被奴才們害得百病纏身，直至奄奄一息……
《史跡》中講述的是方哲的一生。在罪惡的專制制度下，人人都有可能遭遇不幸。被滑稽地以接班人身份寫入黨章的林彪結果怎麼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又能怎樣？
《史跡》是一部歷史，是一部鮮活的歷史，因為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它讓我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與書中的人物一起愛、一起恨、一起思索……方哲、宋玉明、葉小玲、李心秋、郝大川、李明……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的，讀《史跡》的時候，就彷彿在和他們對話。
田建模在心理刻畫方面的精妙之處，給作品添色很多，比如宋玉明和葉小玲的淒涼的愛情故事，讓你能夠體味到一種刻骨銘心的摯愛和同樣刻骨銘心的傷感。專制摧毀人的肉體，也摧毀人類最美好的愛情。
我因此詛咒罪惡的專制制度！
因為我口的緘默，你以為我的心也靜止著麼！
草於2003年8月20日夜至21日凌晨
(《中國》總第1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