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農民工流血也流淚的年代。
當四面的讚歌嘹亮地響起，當13年的輝煌成績被廣為宣揚，農民工的遭遇告訴我們，我們並非生活在安徒生的童話世界裡。
農民工含血的淚水悲憤地沖刷著一個神話，迫使它在這個被粉飾一新的時代露出其本來的罪惡和無恥面目，也敲打著這個時代僅有的良知：是什麼在給農民工打上了被奴役的烙印，迫使他們淪為一個全新時代的奴隸？被讚歌包圍起來的領導者為什麼漠視一些奴隸制度的存在，漠視那些農民工深受套枷鎖的折磨卻不主動去幫助解開，給他們最基本最簡單的做人的尊嚴？當他們被當做牲畜一樣驅趕的時候，可有人想過倘若自己身處他們的境地，會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可有人為這種歧視制度的存在而愧疚、自責？
讀郭昌盛先生寫的《有話要說--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我落淚了。
農民工因為「稅負太重」而流淚（農民的第一苦）；農民工因為「受教育難」而流淚（農民的第二苦）；農民工因為「遷徙難」而流淚（農民的第三苦）；農民工因為「缺乏社會保障」而流淚（農民的第四苦）；農民工因為「資源缺乏」而流淚（農民的第五苦）；農民工因為「沒有表達權」而流淚（農民的第六苦）；農民工因為「掙錢難」而流淚（農民的第七苦）；農民工因為「地位低下，常受凌辱」而流淚（農民的第八苦）……
當農民工試圖離開家園，改變命運的時候，「依然還是苦」。「就業，讓我心有幾多憂；職業，哪裡最苦哪有我；辦證，無盡煩惱無盡愁；遣返，讓人心碎讓人膽顫；清退，奪你飯碗讓你回家沒理由；健康，還有誰來關心；工資，拖你欠你沒商量；歧視，心中無法抹平的傷……」
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的子女依然難以擺脫農民工的身份，制度已經為他們設計好了這一切。面對這一切，作者寫道：「這樣的制度安排，是企圖獨佔中國所有的繁榮之地、獨佔經濟改革帶來的所有好處，企圖把農民永久地圍困在貧困的鄉村！只要是中國人，肯定對這麼一句話，保持著刻骨銘心的記憶：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我們比較一下，就會發現：現在中國許多城市的做法與上面的做法是多麼驚人地相像呀！……不同的是：對前著，城市人至今仍是義憤填膺，把它當作『我們沒有站起來』的時期，作為『帝國主義』粗暴踐踏中國人人權的惡劣案例編進了教科書；對後者，城市人已是習以為常，認為對農民的就業排斥是天經地義的，這樣的安排沒有什麼不妥……」
「南非當年的通行證法就規定，黑人必須持有通行證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檢查時拿不出通行證，那就意味著罰款或者坐牢。面對這種情形，我們的學者、我們的官員都會毫不猶豫地說，這是白人對黑人的歧視！那麼我國各地都在盛行的暫住證制度呢？……當我們批判美國資本家住在豪華別墅，而窮人卻只能露宿街頭時，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知道，依照中國的規章政策，窮人連露宿街頭的權利都沒有。更有甚者，昔日，安徽鳳陽儘管『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沒有兒郎賣』，至少還可以『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國，背著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討成了違法！」
作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農民工，地位不如一個難民……（假如）一個國外的難民攜帶他的家眷流入了中國，根據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以及『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補充規定（我國已於1982年加入了該公約），他要盡到的義務是：根據公約第2條，遵守我國的法律和規章。他該享有的權利是：根據第3條，他有『不受歧視』的權利。具體是：依17條，他有獲得工作以及報酬的權利，任何人想限定他，只許他從事苦力工種顯然是不行的；如果他在這兒呆了三年，你更不能以保護北京人的就業為由而企圖擠兌他。也就是說，北京人能幹哪一行，他也有權幹哪一行；依18條，工業、農業、商業他都可以搞，公司也可以開，並要求所在國儘可能給他提供優惠和方便；依22條，享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權利，他的孩子和北京人的孩子交同樣多的雜費，他絲毫不用去理會什麼『贊助費』、『借讀費』之類的交費名目。相比北京人而言，他不必多付一分錢，或一個銅板；依22條，他享受與北京人同等的福利和救濟；依26條，只要他高興，他可以全家搬遷到上海，按此公約，上海人同樣不能歧視他；實際上，他還享有許多的權利。這兒，就簡單扼要說這幾點。如果北京地方政府不肯保護他的權利，怎麼辦？他可以視作中國政府不願履行國際公約規定的義務，那麼，他的祖國政府的外交部門也可以出面，發表抗議聲明。另外，還有別的途徑來維護他作為難民、作為人的權利：向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辦事處投訴；向國際法庭起訴。一個外國的難民，如果他來了，他能擁有這麼多的權利，擁有這麼多的維權渠道。我們國家的農民工有嗎？！」
我和作者一樣，也是農民的兒子。當我的父母歷盡辛苦，供我讀完書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多麼的幸運。倘若在今天，在輝煌纍纍的13年裡，我的父母無論如何是拿不出這麼多學費的，我只能繼續成為一位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農民，倘若我想在城市裡打工，也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不為人所知，因為我不是孫志剛，孫志剛至少還有一個大學生的身份！
記得大前年，我重回家鄉的時候，看到家鄉的很多孩子都輟學在家，原因只有一個：上不起學。他們當中不乏一些優秀的學生，但由於他們投胎在了農民家庭，就失去了所有的機會。這種心痛的感覺至今令我記憶猶新，猶痛於心。
當國家大劇院等奢侈工程在反對聲中投入巨額資金可恥地建設的時候，回顧歷史，不難發現象日本這樣的彈丸之國是如何以教育起家，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一個蔑視人權的民族，必然被人蔑視；一個蔑視教育的民族，必然落後；一個高傲自大，毫不自省的民族，難以擺脫遭受凌辱的命運。此乃天之報應！
農民工的處境，並不僅僅代表農民自己，在我們這個農民人口佔絕對數的國家，如此赤裸裸奴役農民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
農民工後代的處境，也不僅僅代表農民自己，他們也是一個國家的未來。縱觀中國歷史，有哪一個掌權者不是踏著農民的鮮血登上權力頂峰的？相同的是，他們後來都忘記了自己來時的路，最終丟掉了一切。中國歷史就是一部連續上演的悲劇。給農民基本的尊重，作為人的尊重，給他們的後代與城裡孩子一樣，享受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才能使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真正地站立起來：作為整體的民族和作為個體的人都站立起來，我們也才能夠贏得世界的尊重。
農民工問題的存在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不能遮掩的恥辱！今年6月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草案）》，這意味著在我國實行了二十餘年的收入遣送制度終於要退出歷史舞臺了。7月22日，瀋陽市取消暫住證，改為免費申報暫住登記制度，並在全國率先推出對外來人口「市民化管理、親情化服務和人性化執法」的零收費管理模式……
社會在進步，不合理的或者罪惡的制度在次第壽終正寢，被埋入歷史的塵灰之中，我希望這種步伐快些，再快些……而且，我們不能僅僅靠等待，罪惡制度存在一秒鐘，就可能導致悲劇的發生。我們必須像郭昌盛先生那樣高聲吶喊，讓我們的聲音蓋過獻媚者的讚歌，給這個時代注入良知的力量，讓一切罪惡的不合理的制度在唾罵聲中一個個走向終結。
寫於2003年8月17日夜
《中國》總第1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