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步評估為「政治風波」而非「政治危機」
「七．一」大遊行，以及不久的「七九」集會等大型群眾性活動發生後，國務院港澳辦，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中央統戰部、國務院臺灣事務辦等有關港澳臺的工作部門領導人，被中央最高層緊急召見，並列席了中央政治常委關於香港問題的專門會議。
據悉，上述主管部門的首長都被中央嚴厲訓斥，並承擔了「錯誤評估形勢」、「統戰工作失誤」、「貫徹中央精神不力」、「左派陣營鬆散」等罪名。令有關涉港澳部門負責人感壓力，工作負擔十分沈重。 據悉，會議上中共高層對此次香港出現五十萬人大遊行的總評價是，它是香港的一場政治大風波，但還不是政治危機，參加遊行的市民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有明顯的反共抗中動機，絕大多數遊行人士的目的，主要是不滿董建華及特區政府的施政，並不是反對中央政府。而示威遊行會不會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對中共高層來說，是評估「政治風波」與「政治危機」的分水嶺（因為八九年民運期間的香港百萬人大遊行，矛頭是直指中央政府的）。
把「七．一」大遊行定性為「政治風波」後，中央便具體評估「七．一」游對香港政局的衝擊，呈現在叁個方面：一是「二十叁條」立法無法按期完成，有待繼續諮詢公眾，最後結果如何難以預測，留下「國安法例」空白的困擾；
二是行政長官的管治能力受到極大衝擊，尤其是「七．一」大遊行後，財政司長梁錦松、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兩位特區政府的得力干將被迫辭職，令董建華的「高官負責制」受到重挫，特區政府的威信受到極大挑戰；
叁是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突然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行政會議相當於特區內閣），令傳統左派與中間派組成「執政聯盟」陷於瓦解，政府今後可能難以在立法會取得多數票（「二十叁條」立法就是因自由黨的七位立法會議員「倒戈」而夭折），嚴重破壞了政府與立法會的合作機制。總之，「七．一」遊行儘管定性為「政治風波」，但它對特區政府的「殺傷力」是相當大，中央政府為此更要緊急召見董建華述職，以應付政局變化。
二、 擔心香港問題國際化
此次「七．一」大遊行令中央政府最為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是它引發國際社會的震動有多大？在「二十叁條」立法諮詢過程中，由於民主黨及部分反共勢力的阻撓，反彈力甚大，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尤其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抓緊在有關國家進行遊說後，國際社會對「二十叁條」立法的總體傾向日趨負面，令中共及特區政府感受到國際間壓力不斷增加。近期以來，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多個國家政界人士都發表了反對「二十叁條」立法的意見，使此事上升到外交層面的較量，中國外交部也被迫要對有關外國言論進行駁斥，增加了中央在外交上的壓力。
其實，對「七．一」遊行的取態，中央政府還是相當謹慎的。因為根據「基本法」規定，它完全屬於特區內部的事務，中央政府是不能干預的（「基本法」很明顯規定，香港除了外交，國防兩個領域由中央政府負責外，其餘全部事務均屬特區自治範圍）。一旦中央政府直接干預，「一國兩制」就沒有任何信服力，國際社會就失去對中國的信心。但中央政府也承認，此次「七．一」大遊行導致「二十叁條」立法受挫，是自一九八四年中央兩國簽定有關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來，香港政壇上最嚴重一次政治事件。對此，中英政府內部正加緊評估其影響，而對在此事上要負責任的港澳問題主管負責官員，甚至會追究政治的責任。
十一年前，港英當局單方面推出彭定康政方案，在外交上失信於中國，儘管當時形勢於中方十分不利，但中央政府仍能通過「另起爐灶」，提前成立「特區籌委會」（當時稱「預委會」）與之抗衡，並在回歸前夕成立「臨時立法會」以取代「直通車」安排，令英方無法阻撓。然而十一年後的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及反共勢力在政治上已相當成熟。他們刻意迴避直接挑戰中央政府，但卻在中央政府最關注的「二十叁條」立法問題上做了充分的反對部署，直接與特區政府抗衡，並取得初步成功，又使中央政府難以干預。鑒於國際社會對此已高度關注，中國政府對此處理要格外謹慎，以免被外界質疑「香港究竟有否高度自治」？及懷疑香港到底還是不是「一國兩制」。
由於香港民主派在反對「二十叁條」立法的國際公關做得早，再加上遊說得力，在國際社會已造成相當反響。自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後，美國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已迅速取代英國成為香港所有拒中抗共勢力的後盾。「七．一」前夕，白宮發言人突然發表了對香港「二十叁條」立法的聲明，國會又迅速通過了相關的動議，此對「七．一」大遊行起了很大的動員作用，集中體現了「二十叁條」立法一事在國際間的反響力，也對中國政府構成了極大的外交困擾。「七．一」大遊行導致香港政局國際化，是最令中共感到被動和壓力的事件。它使中共與香港民主派之間的矛盾再度尖銳化，也暴露了中美關係在根本上的對立。香港問題已成中美關係中僅次於臺灣的又一敏感問題。
叁、 關注民主派的訴求及目標
面對香港近期因「二十叁條」立法形成的錯綜複雜的政治社會矛盾，最近，中共高層對香港政壇形勢作了較全面深入的分析。分析認為，特區成立六年來，在施政方面確實存在較多過失。包括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定位欠清晰，缺乏令人信服的實現目標和具體政策，在房屋、教育、福利、醫療等一系列關乎民生的政策上 ，出現了一些失誤；面對結構性財赤、結構性失業、結構性通縮叁大致命困局，至今拿不出一套可行的解困方案，而為了盡快消除財赤，又採取了加稅、減薪、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急進等措施，令社會各階層怨氣增加，為「二十叁條」立法埋下極大的隱患，也直接引發了五十萬人「七．一」上街示威遊行。
中央政府現時最關注的是，在民主派勢力的初步進逼和推波逐瀾下，如果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不能迅速改善，香港經濟不能成功轉型和復甦，廣大香港市民的訴求會繼續成為民主派勢力抗中反共的溫床，一旦局勢得不到控制，香港不排除會有人公開煽動市民反對中央政府，屆時香港的社會安定和正常秩序就難以維持，這是中共最不想見到的情況。中央認為，一旦出現上述情況，中共建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既定方針，就會崩潰。
中共經過進一步評估，從政制及社會層面分析，未來香港的民主派勢力，在成功取得「二十叁條」立法延遲的初步勝利後，肯定不會就此罷休，肯定會繼續抗衡下去。中央認為，香港民主派未來的目標會有叁個；近期目標，會是迫使特區政府放棄立法，或完全按他們的意願來修定：中期目標，是趁有利形勢在今年底區議會選舉，及明年立法局選舉中催谷、增加議席，把左派親共勢力打垮：遠期目標，則是迫使特區政府於二００七年實現全面普選（因為「基本法」規定二００七年開始要重新檢討現行政制），爭取一人一票直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爭取民主派人士能上臺執政。
四、 中共的對策與「底線」
對於香港近期的政治風波引發到未來可能會出現政制危機，中共高層近期已作了充分研究和部署，既制定了相應對策，也內定了相關的「底線」，以確保香港政制穩定。中共根據香港民主派勢力的叁大目標，也基本制定了應變部署。對「二十叁條」立法，中央態度是一定要立，不能無限期擱置。由於「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需為國家安全自行立法，故相信民主派最後仍被迫要同意立法，至於立法的內容，中央鑒於現時的環境，已同意特區政府作出讓步，但不會在民主派的進迫下步步退縮。現時備受爭議的叁項立法內容，包括（一）取締與國內反動組織有聯繫的香港社團（即「法輪功」；（二）同國際組織的聯繫（叁）傳媒以公眾利益為理由之刊載有關影響國家安全方面的內容等，都可以考慮讓步也同意特區政府與民主派勢力再諮詢、協商，但對新的要求及有損國家安全及尊嚴的修定，則已制定了相關對策。
對於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一戰，由於「二十叁條」問題及「七．一」大遊行之故，形勢明顯對民主派有利，預期「民建聯」、「工聯會」、「港進聯」等親中左派社團將面對很大壓力，得票率會大大降低，尤其是明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一旦民主派議員在局內佔了大多數，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將會帶來極大麻煩。中央預期，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左派陣營會流失一定票數，故有關方面正積極「亡羊補牢」希望把損失減到最少。而由於現時中國經濟強勁，香港對大陸在經貿方面的依賴越來越大，在「向錢看」及「商人主導」的香港社會態勢下，相信市民仍會有一定的票數投向左派陣營。在CEPA實施，港澳珠大橋的興建，放寬大陸居民來港旅遊消費，經貿大形勢下，親中陣營仍佔據天時，地利方面的優勢。而特區政府還可以通過修定選舉規則等方式，讓民主派人士的選舉優勢受到侷限。此外，「自由黨」這個「中間陣營」仍未「完全變節」，仍處中共的統戰影響之中，預期「自由黨」今後在立法局，仍會和左派陣營攜手合作。故中央希望通過七年的重整，爭取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仍能由親中左派及中間派議員控制大局。
對於民主派勢力爭取的二００七年全面普選，現時中央則未有定論，尚要再觀察研究。特區政府也同意明年起會公開諮詢公眾意見。據悉，中央內部智囊團認為，在香港現時民主化情緒高漲情況下。二００七年再用現時的「八百人小圈子」選舉行政長官，恐難服眾，但全民普選及擔心民主派人士上臺，故正考慮能否「小圈子定候選人」，全民再普選行政長官的做法。但由於現時離二００七年尚早，現正密切關注香港社會民意的走勢。至於二００七年立法會的全面直選，則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事實上，香港由於政黨政治不完善、政黨動員能力尚低，要實現全面直選也不容易，中共會傾向繼續保留功能組別選舉，但逐年增加直選的席位，最快也要在二０一０的選舉年中，才會實施全民直選立法會議員。當然，如果民意及政制形勢急轉直下，也不排除中共會繼續做出讓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