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香港開埠以來僅見的百萬大遊行，驚濤裂岸；十四年後，香江風雲再起，七一大遊行人數按龍頭龍尾計算為五十萬，但大量中途加入遊行隊伍的市民未計算在內，實際人數當在六十餘萬之譜。換言之，十分之一的香港人都走上了街頭。七一之後，連日風馳雲走，民情政情，一波三折，如同一套情節跌岩的港產劇。不消說，特區政府在此役敗得丟盔棄甲。董建華對23條立法作出三項修正，仍未挽回頹勢，面對民意洶洶，立法會裡的保皇聯盟分崩離析；惡形惡狀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被迫辭職；被廉政公署立案調查的財政司長梁錦松辭職…當日在陳方安生去後曾彈冠相慶的董家班，眼見是樹未倒而猢猻先散矣。緊接著，中國外交部駐港專員也被撤換，香港這輪七月風暴迄今仍然風球高懸，何時平息，尚未見分曉。
香港這場磅礡的盛夏風暴，契機起於23條，而遠因早種，無庸贅言，只因港府六年來均深得中央恩寵而顧盼自雄，不知自己已成了「政治負資產」而已。七一 石破天驚，眾官相顧惶然，非民選政府與民意之隔膜，此為深刻教訓。直至七 一 大遊行前一刻，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都以為反對者只是「一 小撮」人，結果令他們大跌眼鏡，恍然之際，局勢已非。按說香港之言路、民間社會、自由媒體等就算六年來一 再「自律」，仍遠比大陸開放，如此密集而明確的信息，董家班與中聯辦為何嚴重誤判？說到底，這是心智問題。集權機制一 貫拒絕不利於自己的「雜音」，他們的視網膜和耳膜被一 大群「御前行走」精心護衛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這些黃馬褂家臣勤勉於事，「內參」源源不絕地上達天庭，於是，董建華和廖暉都得出結論：「反中亂港」的民主派，經六年「唱衰」之餘，已耗盡了自己的道德資源！香港現狀固然欠佳，但民主派把一 切都政治化，香港市民是反感的……諸如此類。有此假想的前提，董建華早在兩個月前，就在立法會與民主派撕破臉，直斥李柱銘等無所不用其極地咒罵了他六年，「你繼續罵吧」。他又指民主派不能「與時併進」，「早晚會被時代拋棄」。董建華此番舌戰群儒之後，就斷然勾銷了和民主派議員的定期溝通，正式分道揚鑣。
董家班與中聯辦出於同樣的形勢誤判，認定刀條立法乃輕騎坦道，民主派的鼓噪實為螳臂擋車。直到「七一」前夕，媒體的民意調查表明受訪者的18％都將上街抗議，如果它真實地反映所有香港人的意願，那麼將會是又一輪百萬大遊行！但無論如何，它比黃馬褂們提供的數據更接近事實。須知董建華被告知，頂多三萬餘人嘯聚街頭，疥癬之疾而已。中聯辦亦然，他們的情報渠道判定董建華的民望尚未低到如此程度，況且溫家寶總理來港，親口承諾中港經貿更上層樓！這是一封豐厚的「大利是」，港人應該喜出望外，感恩戴德。
六載民怨如江河決堤
殊不知七 一 當日，六載民怨如江河決堤，獅子山下，人海沸騰，令觀看電視直播的溫家寶（在深圳）及董建華殊感震驚。一眾京官港官均看錯了棋，自然滿盤落索。其後，政情急轉直下，保皇聯盟的田北俊暨自由黨臨陣倒戈；連親共政黨民建聯的曾鉉成也看風使舵，先是道歉，後又放言考慮辭職（後又改口）；而先走一步的則是葉劉淑儀和梁錦松；之後是誰？
或聞人言：自由黨的反水對運程急挫的董建華有「落井下石」之嫌，倒也不無道理。其實香港政壇面臨的重組之局，田北俊的確是個「摘桃子」的角色。他星夜上京奏本，帶回來一句話：北京對刀條立法「沒有期限」，此言一出，董公遂墜落深淵，成了政治帳簿上的「負資產」特首。儘管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推出文章，酷似一九八九年的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但該文尚未劃上御筆朱批以表明是中央立息旨。畢竟香港政局已風雲變色，23條暫時通不過了，連董的氣數也日薄西山，北京唯有隱忍不發，以觀其變。
田北俊是否力挽狂瀾的「英雄」或至少是識時務的「俊傑」？其實真正挽狂瀾於既倒的是香港人民，包括一切在體制內和體制外聯合抗爭的社會力量，民主派、天主教會、大律師公會、自由媒體…當然，自由黨最後也站在這行列當中。
筆者素來欽佩坐言吉起行，言必信，行必果的民主派，他們是魯迅筆下的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閘門的一群仁人志士。董建華之所謂「不能與時併進」和「早晚會被時代拋棄」的話，留給他自己倒是最合適不過了。
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證
又聞論者立言：民主派在七一 大遊行之後，未能見好就收，有「趕狗人窮巷」之嫌，過於激進的訴求恐於廣大市民脫節。問題是民主派的訴求哪一條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和基本法？他們在七月九日晚發起五萬人的燭光靜坐，要求還政於民，落實普選。須知特區首長和立法會由普選產生，是寫入基本法的原則，港府獨厚刀條，而棄普選條款，確實令人齒冷。加之非民選的港府施政六年來乏善可陳，更凸顯民主派的訴求理直氣壯。
說到底，香港今歲的「七一風暴」，是一 個享有自由的公民社會必然發生的事件。香港的管治班子固然是委任制（以前是英國委任，現在是中國委任），但香港的運轉體制承襲的是英國殖民統治的規矩方圓，香港公民的自由在殖民時期得到充分保障。但英國人沒有建立民主機制，在有足夠的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香港人的民主意識一 貫滯後，並不覺得民主政治有多重要。然而基本法23條恰恰成了一個契機，因為它要收回港人已有的自由，港人在抗爭的過程中漸漸覺悟，自由是要靠民主來保證的。當自由受到權力者侵害時，他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途徑渠道去發出民間的聲音，光靠遊行、靜坐、集會等「街頭政治」行為，以求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夠的，而且歸根到底是不行的。一個社會要安全運轉，便要讓人民享有公器與公權，民意能影響政府。民主機制才是自由賴以扎根的土壤。有了成熟的民主機制，政府權力得到制衡，自由才能和平地得到制度性的保障。香港要長治久安，舍此別無他途。
香港「七一風暴」的啟迪
從香港推及中國大陸，更能證明這一條鐵律。一些盲目的「愛國者」抒情入骨地讚頌大陸的進步，讚頌大陸人民「自由度」的日益增加。莫非SARS瘟疫、遼陽工運領袖的「顛覆罪」、不鏽鋼老鼠劉荻案、孫志剛命案、新青年學會的「顛覆國家」案……：都是「政治文明」的徽記？誠然，當下的大陸和嚴酷的文革年代相比，確有雲泥之別。然而大陸人民享有的有限「自由」，是恩賜的自由，它沒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即便如此，這種有限而且是恩賜的自由，離香港人已有的、被英國人恩賜的自由還差得甚遠。於今連香港人也覺得這種自由受到莫大的威脅，必須爭取民主去確保他們的自由，中國人民如何選擇自己在二十一 世紀的生存方式？這便是香港七一 風暴給世人的啟迪。
Cheng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