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肆虐中國是中共「物慾至上」的增長中心論、權貴豪奢食慾下的天人關係、說謊政治、公共保障極度缺乏等等綜合作用的惡果，根本原因是政治落後，全面看則集中暴露了所有「中國問題」。這次災難並非突發性災難，而是各種已經發生、正在發生與還會發生的災難之一──如果中國的政治局面得不到大的改變的話。這裡主要從說謊政治加以剖析。
1，「非典」之「謎」
霍亂肆虐中國的時候不叫霍亂而叫「二號病」。中共當局直到現在還開口閉口「非典」。
「煞滋」或「薩斯」，全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縮為SARS），是由世界衛生組織的義大利籍傳染病專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率先命名的。卡洛厄巴尼大夫以身殉職，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認同了他的命名，有了紀念他的意義。中國基因學家楊煥明指出，「非典」與「薩斯」在病理學上不是一個概念，前者全稱非典型肺炎（ATP，Atypical pneumonia），有藥可治。
共產黨有一個顯著品質：不喜歡糾錯，尤其不喜歡及時糾錯，而喜歡面對巨大的代價與壓力以顯「戰鬥氣概」。死要面子的統治傳統與尊重事實、真理有著根本對立的趣味。
誰見過中國「首例非典病人」的權威報導呢？人們的消息紛紜駁雜：首發地河源，時間是2002年11月16；首發地佛山，時間有說2002年11月中旬有說11月下旬；首發地不詳，時間是2002年7月；首發地有說河源有說深圳，時間是2002年12月5或6日……連北京的「首輸病例」都莫衷一是！這涉及「他們」黨的體面？如果超出大陸，還有更多版本。例如5月6日香港的《文匯報》就刊文稱：薩斯「最早疑在美爆發」……
世人可以想一想，第一例病人對於病源學、流行病學有著怎樣的科研意義！「CHINESESARS」是人禍還是天災，當然與首發病例何以出現、怎樣成為傳染源相關。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首發病例愈發有了謎一般的性質。由此，「第一SARS輸出國」就成了可以模糊的懸案了。
2，封鎖之禍
說謊政治是吳□先生批判國民黨統治的用語。要說謊就要封鎖真相。有廣東新聞工作者披露了該省宣傳部新聞處的指令清單，摘編於次──
2月8日（正月初八，機關新年上班第一天）：我省不明原因呼吸道傳染病目前已經得到有效控制；2月10日：省內各級新聞單位一律不得採訪報導，要嚴格保密；2月11日（略）；2月12日：關於不報導我省部分地區群眾搶買食鹽、糧油等情況的緊急通知；同日又：除統一安排外，各單位不要再派記者到醫院採訪。不要使用「疫情」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等提法；2月13日、2月14日、2月17日（略）：要特別注意絕不能將討論引導到政府在這次事件中所謂反應遲緩和群眾要有知情權等上面去；同日又：中宣部新聞通知……；2月18日、2月19日、2月23日（略）3月2日：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向各媒體發了《護士長日記》，各媒體一律不刊發；3月3日：鐘陽勝強調：兩會期間，如果有代表委員討論非典，一律不報；3月6日（略）； 3月14日：對香港發生的非典一事，一律不報……
封鎖直接導致的災難便是傳染失控！
2002年11月中旬至今年2月初，廣東疫情已然從初發進到了嚴重擴散。接下來香港與山西-北京-內蒙由輸入到失控。這中間至少有兩個關鍵「超級傳播者」值得特別提到。
劉劍倫：男，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教授，醫治過大量病人，自己染病後，以出席在港外甥婚禮為名，赴港求醫，製造了舉世聞名的陶大花園事件。看到香港死亡人數超過大陸，我的問題首先是：如果沒有廣東當局人為營造的假相，香港醫院會接受劉劍倫嗎？如果「港人治港」能隔住兩虛一實的「一國兩制」，對北京依順慣了的港官若能夠聽一聽香港民間的呼聲，及時對入港人員嚴格把關，事先說明去港治病的劉劍倫能夠進入香港並且出席隆重的婚禮嗎？
徐麗：女，山西太原人。春節後，她需要到廣東出差，但傳聞使她有些擔心。在一家黨報工作的母親特地為她查閱了一些報紙，並給在廣州工作的同行打電話，得知「都是謠傳，沒那麼嚴重」；父親幫她從網際網路查詢，瞭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輕的一種，沒有緻命危險」。2月18日徐麗才和弟弟帶著一些板藍根入粵。23日回到山西後，太原一家大醫院的醫生對發燒38.8度、「擔心得了非典」的徐麗笑著說：「不要大驚小怪」、「不是非典」，給她開了阿奇黴素等靜脈點滴。不放心的徐麗又去了另兩家醫院，診斷結果仍是「感冒」。 徐麗說：「後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為什麼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於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2月28日，她隨丈夫「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北京解放軍301醫院。…… 3月12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被急送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出現10多例感染者。3月27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不止一個親人從徐麗感染並不治身亡。倖免遇難的徐麗說：「醫生、護士也是受害者。廣東去年11月份就發病，難道國家級的醫院連必要的通知都沒有接到嗎？」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302醫院非典患者不斷增多，而徐麗卻在電視上看到衛生部長反覆指出：「北京只有幾位山西患者」。徐麗說：「可怕的無知，可恨的盲從!如果，新聞資源被很好地用到宣傳SARS知識上，那該多好啊。」
我認為：在鐘南山院士提出「集中隔離收治」的主張之後，封鎖便不再有任何知識性藉口（這樣說已經犯糊塗因而已經過於「溫和」），因此，相關的一切後果，包括兩岸三地幾百條人命，都要由封鎖真相的人們來負責！例如徐麗和徐麗傳染的所有病人，以及由此而來的全部防治工作的代價，都應當由封鎖者們負責！封鎖者們決不應當僅僅受到黨紀行政的處罰，而必須承當相應的法律責任，分不清具體責任人的一律由具體單位的黨政一把手承當，非此不足以汲取不僅是SARS肆虐的教訓！
3，良知受壓
當瞞騙成為權力的偏好時，醫學界就有了太多的滑稽、醜態，理性與科學精神便十分難張。為什麼鐘南山當初提出需要大陸以外的合作支持而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為什麼廣東省宣傳部新聞處2月14日的通知中要提出對鐘南山「沒有特效藥」的說法作「淡化處理」？為什麼「廣州確診的非典病例和新發現的非典疑似病例以兩位數增長，各項指標在全國仍名列前茅」，卻「與全國各地相反，在廣州的街頭，幾乎見不到人帶口罩」？(多維社記者周邑報導)為什麼 「戴口罩的人還會受到旁人的非議和側目」？(南方都市報5月9日陳儒斌文) 著名時評家鄢烈山在5月13日的《中國青年報》載文說，「5月10日我到抗非典的一家醫院去，在一樓看到醫院的工作人員與求治病人，也大多數不戴口罩。我所在的寫字樓有上千人辦公，在電梯進進出出的人，戴口罩的絕對是罕見的『另類』。」難怪廣州大學生會被暗示「不戴口罩是政治任務」了！為什麼蔣醫生會被「冷凍」（戴晴女士語）──為什麼蔣醫生「要求出國探親的申請得不到批准」並被要求「不要接受境外採訪」（蔣醫生女兒語）？記者會上官員要麼對有關蔣彥永的提問冷冷地說「不瞭解」,要麼反過來對記者的「蔣彥永關懷」大惑不解，令人作嘔！
而以打擊謠言為名行迫害人權之實，則是惡政中的最惡！在中共眼裡，更有特別需要禁止的「謠言」──批評中共的言論。於是，禁網不用說，手機簡訊也受到嚴厲監控；於是，拖了近三年的黃琦案、一年多的「新青年學社」案草草審結；趙常青、姜力軍等一批道義人士被逮捕；杜導斌等網路言論作者被警告、河北徐水集團董事長明顯因為發表與李慎之、杜潤生的對話而觸動當局的敏感神經……
人們因SARS更因中共暴政恐懼。香港《蘋果日報》4月間的一則報導：記者致電309醫院，一名值班人員對所有關於非典型肺炎的提問全部回答「不知道」，一連答了十多個「不知道」。問他知不知道醫院有多少宗、他自己有沒有患上非典型肺炎，他也回答：「不知道」。這是多麼恐怖的「不知道」啊！自由啊自由，從來沒有這樣像陽光、空氣一樣，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寶貴！
張文康、高強是醫學專家，也是說謊的專家；那位在衣原體與冠狀病毒之間攪混水的洪院士是專家，卻患了大躍進、浮誇風的後遺症。2002年11月16日，廣東河源市出現第一個SARS病例，2003年1月3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竟在當地的《河源報》上刊載申明：河源並沒發生流行病毒。實際上被河源首發病人黃杏初傳染的就有11人，其中並有8名醫護人員。今年1月初，廣州《新快報》記者採訪了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院長吳一龍教授。吳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麼大病，只要對症治療，患者連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癒。
在今天的專制社會，醜陋的專家政客往往比一般政客有更大的危害。那種將專家治國（技術官僚治國）視為中國出路的人們，如果不是出於對民主政治基礎意義的無知，便是對清華上海幫的刻意諂媚。
4，亂相叢生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參加搶救徐麗的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徐麗說：「後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為什麼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於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在山西、北京、內蒙、河北、江蘇，都曾出現過漏診的同時，甚至在北京大學附屬醫院，都缺乏必要的隔離治療措施。在南京「抗『非典』指揮部」要求成立「發熱門診」之後數日，一些醫院的「發熱門診」連消毒液、專用的口罩都要醫護人員自己掏錢購買，而口罩、隔離服質量之差，竟使得例如北京的醫護人員十分為難：「戴（穿）也不好，不戴（穿┮膊緩謾！保ā噸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