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拍的《鬼子來了》是一部極具特色的抗日戰爭題材的作品。他的特色就是跳出既有的思維和價值觀,探索人的本性。所謂人,就是超越國籍,超越身份的一種徹底的人性回歸。這是一部悲劇色彩很濃厚的作品,讓人感到壓抑,有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痛苦:這個悲劇的根源到底在哪兒呢?
我覺得,悲劇的根源在於「我」。這是電影裡對八路軍游擊隊的代稱,因此我想說的是,整個悲劇都是游擊隊惹的禍。我這麼說肯定有人不同意--明明是日本鬼子先侵略了我們,游擊隊是抗擊侵略者的,怎麼能說游擊隊惹禍呢?我說,如果把背景擴大到這裡的話,這個話題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日本人的侵略是應該批判的,這一點沒有爭議。抗日是對的,問題在於,要抗日是否一定要讓無辜的老百姓承擔無端的苦難?
抗日戰爭期間,正面戰場上是國民政府的部隊在跟侵略者英勇戰鬥,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游擊隊,正悄悄地躲在敵後休養生息。如果對歷史的真相感興趣的話,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當年對來訪的日本政要所說的「我們應該感謝皇軍」乃是肺腑之言。正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才會出現游擊隊諸多不負責任的舉動,我們於是就看到,最後承擔無端苦難的,卻是老實巴交的老百姓。我認為,這部作品為我們揭示的就是這樣一個主題。
冀東一帶,是公認的抗日戰爭中受害最深的地區,而故事的背景,就建立在這塊飽受蹂躪的土地上,讓人感嘆不已。駐紮在鄉間的日本軍隊,軍容嚴整,而且對當地老百姓很友好,這一點足以讓姜文戴上一頂巨大的「漢奸」的大帽子,然而我卻相信這樣的表現是真實的。鄉民的悲劇,恰恰開始於半夜三更「我」送來的那兩個麻袋。「我」自始至終沒有露面,然而我們卻能感到「我」的存在,這個存在令人氣憤甚至厭惡。我們從頭到尾都要問,「我」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把兩個戰利品送到村民的手裡?最後我們的到的答案只能是:正是由於「我」的莫名其妙和缺少責任感,才把無辜的村民推向了深淵。送來「戰利品」引發了不幸的事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我」理應出面幫助村民擺脫困境,來證明他們的勇敢和堅定,但是他們逃匿了。他們可能就藏匿在村莊的附近,但是他們卻聽憑手無寸鐵的村民陷入侵略者的屠殺。「我」有許多機會出面搭救,然而他們並未出現。
最近我看了一些對於當年「地雷戰」的回憶,很受啟發。原來我心目中的「地雷戰」,都是八路軍游擊隊的英雄故事,看了這些回憶,才知道所謂的「地雷戰」也是讓老百姓當炮灰的勾當。當年的「地雷戰」,埋地雷的主要都是村裡的鄉親,其中又以村裡的「積極份子」或「村幹部」為主。這些當年的幹部們回憶起埋地雷的經歷,幾乎都懷著深深的愧疚。道理很簡單,地雷主要是埋在村子周圍的道路中,但是鬼子十天半個月也不來一次,埋了那些地雷,炸誰?道路上每天來來往往的都是自己的鄉親,所以挨炸的多數是他們。而這些埋地雷的幹部們為了不炸自己的鄉親,只好等到半夜,確信路上不再有人經過,才出動埋雷,而不到天亮又要爬起來去把地雷挖出來,否則又要炸到自己人。就這樣還是免不了炸自己人,因為那些地雷多數是從蘇聯等國家進口的,幹部們不懂,稍不留神就弄炸了,或者是挖雷不及時,把早起的鄉親或者牲畜炸了。總之,所謂的地雷戰,對於老實巴交的鄉親們來說,也是一種禍害。
游擊隊的戰術,就是毛澤東們所推崇的那一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敵疲我打」的戰術,仔細想一想,遭殃的還是老百姓。明明敵人來了,游擊隊跑了,敵人殺誰?殺老百姓;游擊隊騷擾了敵人甚至殺了鬼子,又跑了,鬼子找誰報復?還是找老百姓。就像電影裡表現得那樣,即使老百姓不招惹任何人,命運決定了他們總是受害者。游擊隊戰術,曾經在毛澤東時代以「輸出革命」的方式傳播到所謂「第三世界」的國家,古巴的格瓦拉,南美的游擊隊活動;東南亞的波爾布特,都曾經是毛澤東主義的徒子徒孫。6年前在秘魯首都的日本大使館發生的人質事件,據說那些極端分子也是毛主義的追隨者。不過歷史已經證明,這種形式的革命,最終是要被拋棄的。中國的天下,最後落到土八路的手裡,從那以後這個國家變成了什麼樣子,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世界各地的土八路如果得到了政權,國家會是什麼樣子,也可以想像。拿上邊的例子來說,如果劫持大使館人質的那些游擊隊得逞,他們會給人民帶來幸福嗎?有時候我想,或許不要土八路們抗日反而是一件好事情,至少老百姓用不著受了侵略者的罪,還要受土八路的罪。
這部作品,好就好在跳出原有的意識形態的框子,敢於直面真正的人性。在表現鄉民的純樸木訥和無奈的悲劇命運的同時,也反映了日本軍人的軍紀信用和殘忍無情。藝術的魅力來自於藝術的創造者和欣賞著之間的共鳴,而這種共鳴很大程度上又要依賴藝術家的基於人類共性的卓越的見識。姜文的這個作品是包含了真知灼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