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長江
曾幾何時，萬里長江不知什麼叫水患。天有四時，水有大小。行走在億萬年天然形成的河道間，浩浩長江有與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陽、巢、太），以及浩淼氤氳的古雲夢澤。它們游刃有餘地吞吐著或因天體運行、或因四時更迭而時漲時落的江水。再大的來水也有去路。
漸漸地，人們依水而居。先是砍樹，後是筑堤－－以人對土地的需求去改變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當大權在握的首揆張居正堵塞了最後一個穴口，那道著名的舍南保北荊江大堤最後形成：長江從此沒有了雲夢澤，低於河床的江漢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漸漸地，依著這「一江清水」過活的人越聚越多，他們向森林要地、向沙洲要地、向河道要地……為一己之存活，他們伐、他們墾；為了得到更多，他們相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裡，在看誰富得快的比賽中，沿江的中小工業，包括新墾殖、擴大的市鎮比過去翻了幾番。
森林消失導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學家侯學煜說：「長江上游解放以來由於毀林開荒，水土流失嚴重，現在西南森林覆蓋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 下降到10% 左右，四川盆地內僅剩4%，有的地方只有1%。" （《長江長江》）；報告文學作家金輝寫道：」1957年統計調查，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為22% ，水土流失面積36.38 萬平方公里，佔流域面積的22% ；僅僅三十年後，到1986年，森林覆蓋率就減少了一半多，僅剩10% ，水土流失面積猛增一倍，達73.94 萬平方公里，佔流域面積的41%"（《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
根據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統計：「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僅有14個縣發生泥石流；到50－60年代，先後有76個縣；到70年代增加到109 個縣。最後反映到宜昌站水文泥沙變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 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方」。按照水利水電專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長江年輸沙量已達6.81億噸。長江不僅成了「第二條黃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攜沙大江。
泥沙和墾殖徹底毀了湖泊的調適能力：「長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積在三十年間減少了45.5% 。以洞庭湖為例，其湖面已經從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縮小到2600多平方公里，調汛能力從293 億立方米衰減到174 億立方米" （《中國改革報》8 月6 日）。
至此，我們已經看清四、五百年來，因不斷增多的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河流的變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積－－河床壅高和調蓄能力萎縮－－一年頻似一年的水患。這局面已難於改變，因為，眼下沿長江流域居住了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達220 人。他們辛勤恣睢，承擔著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40% 。
就在這時，大水來了。
◆ （二） 洪水＝洪災？
這次長江水災，目前籠統的說法是「特大洪水」。雖然沿江幾乎所有觀測點的水位都達到、超過、甚至大大超過歷史最高點，宜昌測點六次洪峰通過流量，最大也只到64000 立方米每秒，距" 百年不遇" 的80000 立方米每秒，還差著一萬多。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切數據，說明干支流來水總量是否已經達到1954年水準（4587億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 自1954年以來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 這種表述（《致全國抗洪軍民的慰問電》）。那一年，有1032億立方米洪水超過了堤防泄量，造成近2000萬人口和5000萬畝農田受災。
為保自身的性命財產，人們根據來水的自然規律和必須保護不被洪水損毀的物品的價值，確定究竟花多少代價來構建防護設施（注意此處所說的防護措施，不僅包括堤壩，也包括與堤壩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庫、瀉洪渠道等等）。國際通例，農田防護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隨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 年一遇。像日本那樣人口和高產業密集的國度，最淹不起，寧願多出資設計到200 年不遇；而財力雄厚的美國，有時設計到500 年不遇。近年，一種新的的思路開始流行，認為以高昂的代價作百年千年「遠慮」，實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還會引發出意想不到的禍患。不如效仿古人：在準確的洪水預報下主動撤離，待水回落之後再返回。這種辦法，本是我們的雲夢澤與沿江湖區先祖們最常用的辦法，無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讓已極難在長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捨即全線覆亡的時刻，就比如這回第四次洪峰到來前夕為救武漢而對中游部分地區的採取的扒堤分洪。
洪水並非一定就意味著洪災。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順暢，大家歡喜。一旦水道上出了問題，哪怕來水夠不上檔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財產頃刻喪失。這正是1991年出現在江蘇、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壩的形態不外乎漫堤與垮壩，也就是說，在泥沙頂托的情形下，防護堤壩要麼不夠高，要麼不夠牢固。今年險情頻出，這兩種情形都有：嘉魚是漫堤；九江是垮壩。問題於是從落雨、來水，變為「目前長江干支流泄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來水為什麼會造成高出尋常的水位」？這局面是堤防設計的失誤，還是出現了什麼意外因素？
◆ （三）流產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層震驚，對毛澤東關於三峽工程的遊說從此由" 發電" 變為「防洪」。不幸此後，水利系統先是捧著三門峽那個燙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筑了炸、炸了筑的葛洲壩。長江幾年沒出大險，但誰都知道不可掉以輕心。「1980年趙紫陽曾作一批示：關於長江防洪，應切實加以研究，需要採取何種措施，應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峽解決。據此，水利部召開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確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標準，並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區。」（李銳語，見《長江，長江》）
這一意圖，在《三峽工程防洪論證報告》（1988）中也有明確記錄：
「為進一步提高長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後召開的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上，確定近期以預防1954年同樣嚴重的洪水為目標，採取兩項主要措施：（1 ）加高加固堤防，適當提高長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泄洪量；（2 ）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洪區。堤壩按要求加高加固後，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額洪水量可由近700 億立方米減少到近500 億立方米。" " 與此同時，要求停止圍墾湖泊，繼續有計畫地整治下荊江河道，加強防汛工作」。「按此計畫，近期安排了荊江大堤加固等18項工程，由中央投資15億元，從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資3.99億元，有12項工程陸續開工。"
至此，我們知道，國家在1980年確定了一項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規劃方案。如果這項規劃所規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間得以由專業隊伍從從容容、紮實穩妥地完成，應該說，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會發生，這一回也用不著百萬軍民齊上陣，靠緊急增援、以身體手臂，徹夜不眠、拼著性命執行江主席的命令「死保」了。問題是，這一本應完成於1990年的規劃，至今停停打打、不死不活－－沒有誰將它明令取消，確切知道的只是，「到了1985年，當全國政協調查組到沙市視察時，親見為加固大堤的四條進口挖泥船，竟有兩條調作他用，其他兩條工作緩慢」（李銳）。
出了什麼事？
原來，「由於投資不足，建設進程有些推遲，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設任務，還需要籌集相當數量的投資，進行艱鉅的工作。」（《三峽工程防洪論證報告》）
◆ （四）天災歟？ 人禍歟？
15億元的資金籌集竟如此艱難，以至不得不停頓下來，個中要義，至今不得而知。眾所周知的倒是，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峽工程上馬的關鍵時刻：如果有了1980年規劃方案解決中下游的防洪問題，還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那「世界上最大的、有著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嗎？至於無限期推遲1980年規劃方案的理由（投資艱難），只須將這兩者所耗投資作一個比較，就不難都明瞭。
1980年規劃方案當時預計15億元。從1985至1998，上億元的中央撥款，只有到了今年8 月初，當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撥款17億元（" 水利基礎設施" ）。緊接著，在8 月中旬第六次洪峰過後，再度" 加大力度" ，撥170 億元。
三峽工程呢？
雖然李鵬前總理曾在討論該工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白告訴錢正英：「國家的錢並不就是水電部的錢，銀行賬面上的數字，也不就等於可調用資金。」，但這項最終將花去不下6000億元的世紀性里程碑，在1992至1997年間（一期工程），已經用掉了大約1000億元；接下來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錢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300 億。
艱難不艱難？
今年三月，就在李鵬即將離開總理位置的時候，傾心傾力，再度為這個廣泛受到批評的工程上加錢。據《中國信息報》3 月17日報導：中央為支持重慶市經濟發展，最近出臺了11條優惠政策：
（1 ）國家銀行貸款增長率比全國平均增長率高2-3 個百分點；（2 ）外資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不佔國家計畫控制指標；（3 ）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重慶設立金融機構；（4 ） 5年內，國家銀行給三峽庫區聯營企業專項貸款15億元，不受銀行取消信貸規模管理，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5 ）三峽庫區基建專項貸款5 億元，確定項目30個，國家計委已下達投資及信貸計畫4.12億元；（6 ）打破2003年，三峽庫區進口設備每年退稅$8500 萬美元指標；（7 ）" 九五" 期間三峽庫區水利專項補助每年7500萬元；（8 ）國家開發銀行對重慶市" 九五"基建的交通、工業、重大項目承諾貸款達16億元；（9 ）安居工程貸款5 億元；（10）總理專項城市貸款拆遷安置款1 億元；（11）車船貸款1 億元。
如果說，這樣的優惠政策能不費絲毫周章下達貫徹，那平樸的、現在看起來無疑是急需的1980年規劃方案有限的款項，怎麼就那麼艱難？
八月份以來，政府一直在向大眾募捐。到昨天為止，已經募到了大約三億元。看到大人孩子下崗工人殘疾者一張張往募捐箱裡塞錢，不禁黯然神傷：這些人都是納稅人，也是多年來被強制接受僅夠餬口的低薪而自動為當局提供工業化基金（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電費充作「三峽建設基金每年20億元" ）的職工。所有這些本屬於他們的錢（包括他們的愛心）如果用得得當，生活在長江上、中、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1991、1996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結果卻成了我們看到的這一番景象。
1959至1961年遍及全國的的大飢荒。據估計餓死的人，僅安徽一省，就達數百萬人。官方維持「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說凡十數年，直到其始作俑者離開人世、其「陰」威已不至於禍及不同意見者，說法才逐漸變為「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和後來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據《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的作者檢索縣誌原始記載，從1959到1961，竟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全國性的" 全年風調雨順「。
報載一名災區官員嘆謂：「怪老天爺，還是怪自己？」這問題九江人其實已經可以回答：只看他們那座剛剛花了一億元市政費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垮了的防護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貪官與奸商。
那麼，我們本來期望見到的、確保長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瀉的堅固堤壩與科學的泄洪道，快20年了，竟還沒有出現，為什麼？
(轉載自《中國報導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