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張治中亦非赫爾利
一種觀點認為是張治中向蔣介石建議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以「和平將軍」著稱的張治中在當時的確曾努力促使國共兩黨恢復和談，但通過蔣介石電請毛澤東赴渝這種方式來恢復和談則未必出自張治中。此外，國民黨的檔案文獻和有關當事人的回憶也未提及此建議是出自張治中。
另一種觀點認為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建議。在《赫爾利使華與抗戰勝利前後的美國對華政策》一文中，作者牛軍認為是赫爾利導演了蔣介石三邀毛澤東赴渝談判。
1945年8月16日，赫爾利在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中明確表示，此建議是自己所提。對此，我們不可否認，當時赫爾利的確曾向蔣介石建議過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而且早在1944年10月，赫爾利就曾設想過，當時機成熟時，由他撮合讓蔣介石與毛澤東見面，發表宣言，促成國共合作。
赫爾利是在8月15日晚，蔣介石向其通報有關中蘇條約談判及簽約的消息時，建議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的，而蔣介石早在此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發出了對毛澤東的第一封邀請電。
吳鼎昌與唐縱之說皆有待證實
當前影響最大的一種觀點認為重慶談判是出自國民黨政學系人士吳鼎昌的建議。時任《大公報》重慶版負責人的王芸生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確定投降，吳鼎昌當時任蔣介石政府的『文官長』，他向蔣介石獻策，電邀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商談『國家大計』。蔣介石採納了吳鼎昌的獻策，由吳起草了一個寒(14日)電，拍往延安。」
據王芸生回憶，吳鼎昌向蔣獻言後，為了給他曾任社長的《大公報》一條特大新聞，便於15日將蔣的電稿交《大公報》，準備當天發表在晚報上，但在檢查時被扣，經請示侍從室，陳佈雷稱「絕無此事，是《大公報》造謠」。結果，此電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發出通稿。
對此，學者汪朝光認為，「吳將電稿交給《大公報》，只能說明他事先得到此電稿，並不必然證明此電與他的關係」。
汪朝光在對「吳鼎昌建議之說」進行懷疑之後，又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唐縱建議說」。汪朝光認為，當時「蔣介石的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擬訂的《日本投降後我方處置之意見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該份文件擬於日本投降前後，於8月12日交給蔣介石。蔣在兩天後即電邀毛赴渝，該建議對國民黨邀請毛澤東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無論其起到作用與否，它所反映的內容應該是當時國民黨的真實想法，即以和談壓中共就範」。
極有可能是蔣介石本人
其實，除有人建議外，還有一種我們不能否認和排除的可能性，即重慶談判的首倡者就是蔣介石本人。
據胡喬木回憶，早在蔣介石第一次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3年前的同一天，即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忽然在重慶約見恩來同志，說他將去西安，擬在那裡約毛主席一晤，並連說了兩次，還要周恩來電告延安。為此，從8月中旬到9月初，毛主席和恩來同志進行了反覆磋商」。「毛主席比較傾向於由他親自出面與蔣會談」，但「恩來同志對毛主席離開延安與蔣會面的問題十分慎重」，「認為蔣介石仍想打擊我黨領導人尤其是打擊毛澤東同志，毛主席與蔣介石會面的條件還不成熟，安全也沒有保證」。「最後，中央採納了恩來同志的建議，在進一步判明蔣介石的意圖之前先派林彪見蔣，然後再根據情況決定毛主席是否與蔣會面以及何時會面」。
此後，林彪赴渝談判達半年之久，蔣介石遲遲未提與毛澤東會談之事。此次蔣、毛會面雖未實現，但蔣之提議表明他本人早已有與毛澤東直接會面商談國共問題的想法，並非直到抗戰勝利時接受別人建議才有此考慮。
據張治中回憶：「記得是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蔣約我去說：『我想請毛澤東到重慶來，我們當面談一切問題，你看好不好？』我聽了這話很興奮，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當時就親筆寫了一封給毛的信交我。蔣何以忽有此動機，是不是由於1943年5月第三國際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對派『招降』共產黨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不得而知。這時林彪準備回延安，我在家裡為他餞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給他。不過，以後並沒有聽說中共對蔣的邀請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沒向周恩來查問。但是，這卻為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先生由延安來重慶伏下一筆。」
蔣介石的再次邀請雖仍未能得到中共的積極響應，但這也再次表明蔣介石的這一舉動並非一時的突發奇想，而是在其頭腦中早已成型的一種政治考慮。
抗戰勝利時，國民黨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形勢為蔣介石再次萌發邀請毛澤東會談的念頭提供了可能。
摘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