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因為由於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醫院和醫務工作者成為媒體和社會各界謳歌、讚頌的對象，正處於風頭浪尖，正在被塑造成「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在這種形勢下，我寫這一篇文章確實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蚍蜉撼樹，自不量力」。但我還是要寫，因為我相信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感受，而千千萬萬個和我有同樣感受的「蚍蜉」一起齊心協力，必然會撼動殺人不眨眼的「醫療產業化」這棵「大樹」。
從小，我對醫生這一職業就有一種崇敬感。因為在我看來，醫生們用自己的醫術，把瀕死的病人從死神手中拯救出來，賦予他們第二次生命，是多麼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爾、柯棣華、白求恩這些閃光的名字，曾經激勵著年少的我長大做一名醫生。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願以償。但是我仍然崇敬醫生這個職業－－直到兩年前由於我父親得病我開始頻繁地與醫院打交道為止。
一、遭遇不幸
從2000年下半年起，我們家老爺子就開始持續不斷地腹瀉和高燒。開始只是把它當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來治，整整半年，醫院去了不少回，藥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終不見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爺子在做抽血檢查時，一位細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嚇人的血沉指標時說出了自己的懷疑：「你該不會是得了血液病吧？」在這位大夫的建議下，我們來到了××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為了免去類似2000年我的《出差見聞》所招徠的麻煩，還是省去真實名字吧）進行全面血液檢查。
果然，檢查後很快查明老爺子的病，是一種罕見而凶險的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剛剛得到這個消息，我和母親真無法相信，為什麼偏偏是他會得上這種從沒聽說過的、發病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絕症，因此我們帶著父親到好幾個大醫院做檢查。可是，所有的檢查結果都無一例外地、冷冰冰地顯示：這是真的。拿最後一份確診報告的時候，那個白衣天使漫不經心地告訴我：別治啦，回家準備後事吧。我問難道沒有一絲希望了嗎？白衣天使笑了笑，說：化療，可以拖幾個月，好的拖幾年，不過嘛……那可是要用錢堆起來的。
母親忍住悲傷跟我商量，既然這樣，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別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會同意的。我當即表示，就是賣房借款，傾家蕩產也要治，找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國內治不了國外治，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爭取。除了我，還有姐姐，相信姐姐也會這樣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這樣，老爺子住進了××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血液內科。之所以選擇這家醫院，就是因為它名氣大，特別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辦住院那天，給老爺子會診的教授看他衣著整齊、又戴副眼鏡，於是問他：你是高幹嗎？是高幹就住高幹樓。老爺子回答：不是。接著那教授又問：你是廠長經理嗎？是廠長經理就住保健樓。老爺子回答說：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幹不是大款。那教授說，那你就進住院部吧，不過沒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裡臨時搭起的床鋪）。
讓坎坷了一輩子的老爺子住在過道裡，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高幹病房」我以前去過－－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個生病的領導－－裡面雖然條件舒適、設備齊全、護理週到，但決非咱一般老百姓能住進去的。於是我想讓老爺子住到「保健樓」裡，讓老爺子有一個好的治療條件。於是我到「保健樓」調查了一下。這個「保健樓」是一棟高層建築，裝修得像星級賓館一樣豪華，病房分單間和標準間。單間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標準間，發現裡面設施也的確像賓館一樣，只是價格不菲：光房費一天就80元錢，單間更高達150元。看來，即使對於我這個在這座城市中的中上收入的人來說，也是一筆沈重的負擔，更別提一般收入者了，難怪那教授要問我們是不是「廠長經理」了。但是我還是決心讓老爺子住進去，然而這個建議一經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爺子的堅決反對：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裡，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幾天過道也無所謂。
好在住了兩天的加床之後老爺子有了正式的床位。這是一個只有30平米的房間，長6米、寬5米，裡面放了8張病床。由於房間小、床位多，裡面擁擠不堪。試想，8張病床，每張寬約90公分，長約1.9米，床與床之間僅有0.6米的空擋，中間只有寬1米左右的過道，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卻要擠上至少16個人（8個病人和每床至少一個陪護人員）。由於血液內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紅斑狼瘡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進餐都在病床上，擁擠的房間裡總是瀰漫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惡臭。在這樣的房間裡待久了，真是沒病也他媽的要治出病來。
不幸嗎？不，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因為我們畢竟還有張病床來治病，畢竟還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奪走親人的生命卻無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睜睜地等待死亡來臨而無可奈何的人們。和他們相比，我們已經幸運得不能再幸運了。在陪護老爺子的日子裡，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經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樓梯上哭泣，有時甚至是全家抱頭痛哭。開始我以為是得知親屬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為悲傷而哭，自己也面臨同樣處境，因此就顧不得他們啦。可是後來有一天老爺子告訴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倆抱頭痛哭，就去安慰她們幾句，結果發現她們是因為女兒得了白血病，來住院部一打聽那天文數字的治療費讓她們根本無法負擔，因此才傷心哭泣。那天老爺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緊鎖著眉頭，飯也沒吃幾口。「解放五十年了！窮人還是看不起病！」父親痛苦地說，「這是什麼世道？有權有錢的人烏龜王八吃膩了就吃金子，可窮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著，他回憶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送到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要是現在，他只有等死了！」父親感嘆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醫院裡，別墅式的高幹樓掩映在綠樹紅花中，顯得那麼高貴；裝修豪華的保健樓還似乎散發著一種油漆未乾的味道，就像個暴發戶那樣顯得那麼富態而俗氣；可是，這兩個地方人總是那麼少，而與它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矮破舊的、灰黢黢普通病房裡的人始終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讓你深刻體會到什麼叫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老爺子觸景生情地說，這才叫「三個代表」呢－－高幹病房代表先進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進生產力，而散發著惡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農民、下崗工人呢？誰代表他們？
滑稽的是，當我走出醫院的大門，居然還看到醫院大門上刻著幾個紅底鎦金的大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我真感覺到是一種絕妙的諷刺。那天回家以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後來我披衣來到書房，難忍心中悲憤，針對殘酷的現實創作了一則民謠《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僕，高幹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裡外間，環境幽雅似別墅；
半是療養半治病，十萬百萬國家出；
看完電視打電話，還說條件太艱苦。
二等公民大老闆，高級病房賽賓館；
傢俱電器皆具備，護士小姐送溫暖；
要說存在啥遺憾，只是自己得買單；
雖說要價太離譜，投入產出還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擠張病床來保命；
八人一室雖擁擠，不睡過道還慶幸；
醫生護士冷冰冰，差一分錢把藥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積蓄要用淨。
四等公民是窮人，有病無錢莫進門；
救死扶傷啥玩意，是死是活無人問；
一家老小抱頭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門酒酣美人醉，路有凍死病死人！
三、冷血醫生
去醫院次數多了，才知道這所醫院住院部裡的醫護人員主要有這麼幾類：主治醫生，管制訂方案、開藥，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時很少能見得到；管床醫生，主管臨床一些日常事務，基本上由下級醫院的進修醫生擔任，流動性很大，每次去都換新人；護士，進行日常護理，如注射、量血壓、測體溫等等。此外，還有一波波的實習學生。
負責老爺子所在這個病房的主治醫生姓臧，據說是個什麼出國渡過金的醫學博士，大約三十六七歲就混到了教授職稱。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保養的很好。剛住院，因為他是主治醫生，我們覺得老爺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對他實在是抱著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話說了一籮筐，把他想像成一位「白醫天使」。然而很快我們就發現，我們大錯特錯了。
因為這是一所醫科大學附屬臨床醫院，因此這裡的實習學生特多。臧教授經常在查房時領著一大群學生來病房實習。老爺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領著一幫唧唧喳喳的學生來了。令我無比驚訝和氣憤的是，他居然當著病人的面陳述病人的病情，旁若無人地介紹病人病情發展會怎樣，甚至預測病人還有多長時間可活。我現在還記得他在介紹到我老爺子的時候說的話，大致是這樣的：
這位病人得的是多發性骨髓瘤，是由於漿細胞增生引起的。得了這種病，漿細胞會腐蝕人的內臟和骨骼，隨著病情的發展，會出現心、肺、腎臟等器官的壞死和衰竭，骨骼會形成蜂窩狀空洞，導致多處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這種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當這位「白醫天使」興致勃勃地向他的學生說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時，我就坐在旁邊，老爺子也清醒著，尷尬地微笑著，只有當兒子的才看得出來老爺子笑得多勉強。雖然以前我和母親都知道得了這個病會是什麼後果，但是為了老爺子的情緒，我們一直沒敢告訴他，只是跟他說化療可以維持至少五年，最長的十幾年。老爺子聽我們這麼一說，覺得自己已經六十六歲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歲已經夠了，所以一直沒啥心理負擔。但當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講解以後，老爺子心裏會是什麼滋味？虧得老爺子一輩子大風大浪見得多了，心理還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聽到這種他媽的絲毫不講職業道德、不顧病人感受的話以後，會怎麼樣？！
我曾經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