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中宣部的壓力下，中國的媒體已經停止了對薩斯（SARS）的反思，由沙斯而引起的要求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新聞改革、行政改革、社會改革和給人民更多自由的呼聲都已經在中國的報刊上銷聲匿跡，而只剩下醫療體制改革的內容了。
這些反映了在這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一微妙的變化起因在於由胡錦濤和溫家寶為主的領導體制在對薩斯的抗爭過程中取得了主導地位。
經過薩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已經認同胡溫體制，認為這個體制是能夠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或者就用國外媒體的話說這是一個「親民」的體制。就是這樣的情況引起了中南海權力結構的傾斜。
「十六大」所確定的領導體制是以「上海幫」為主的領導體制，這個體制如果要真正的過渡到以胡溫為主的體制需要幾年的時間，甚至是一屆領導人（五年）的時間。但是薩斯事件使得這個過渡大大地提前了，反沙斯的活動使得胡溫體制比人們預想得早地穩固了地位，看起來目前已經沒有人能夠動搖胡溫的領導位置了。
這個過早出現的轉變使得一大堆擁護「上海幫」的人感到了威脅。而就在此時，黨內的左右派別都有的四名元老也提出了請江澤民在今年秋天的三中全會上全面退休的要求，與上海官方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周正毅案又使一些人感到大火已經燒過來了。
這一切都使目前的中國政局開始變得撲朔迷離。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江澤民由上海回到了北京，坐鎮玉泉山。這樣就使得那些擁護「上海幫」的人開始又躍躍欲試起來。
他們也在不公開的但很嚴厲的「反思」薩斯疫情，認為胡溫的這種將疫情告訴老百姓從而引起社會混亂、經濟停頓的做法其實並不如原來傳統的由政府控制疫情信息，然後針對病人加以治療的辦法好。在他們看來，傳統的做法不但可以治病，而且可以維護社會的穩定，維護老百姓的民心不至於產生恐怖心理。
也有人認為，由薩斯而引起的要求政治改革、新聞改革、以及像蔣彥永這樣將信息捅到外國媒體那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這些做法都是中了西方國家想要推翻中共領導的陰謀，是幫助西方國家攻擊中共的體現。這樣的反思在中共黨內有很大的空間，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
試想，依照這樣的反思，胡溫體制處理薩斯的做法還有什麼值得肯定呢？在這樣的政局變化下，迫使中共當前的行事作風與薩斯期間發生了變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停止了，對薩斯的反思也停止了，媒體的控制又嚴格了。
這些就使得胡錦濤的七一講話怎麼也不可能跳出官方的圈圈，所有可能的新意也就都沒有了。胡的七一講話也就只能重複「三個代表」的套話和老話，講些不痛不痒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