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先輩在與大疫的抗爭中，很早就認識到大疫的主要特點、傳播的途徑，並提出了治療和預防措施。
對大疫主要特點的認識。我們的先祖較早地認識到大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兩大特點。2000多年前戰國晚期的《黃帝內經》記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疫狀相似。」公元121年許慎在《說文解字》一書中也指出：「疫者，民皆病也。」先民們還認識到這種傳染性、流行性與氣候、四時有關。反映先秦思想的《周禮》、《禮記》都有這方面的記錄。《周禮．天官》篇曰：「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禮記．月令》說：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疾」；仲夏「行秋行，民殃於疫」。
對大疫傳播途徑的認識。先民們注意到大疫可以通過呼吸道、口腔和接觸等不同途徑加以傳播。一是呼吸道傳染。宋代楊士瀛在《仁齋直指方論》中指明：「不可入癆瘵之門弔喪問疾，衣服器皿中皆能乘虛而染觸焉。」明代虞搏在《醫學正傳》中說：「其侍奉親密之人，或同氣連枝之屬，熏陶日久，受其惡氣，多遭傳染，名曰傳屍。」清代王清任《醫林改錯》曰：「天行觸濁氣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氣管，由氣管達於血管」。二是食物傳染。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一書中，從食物來源、氣味、色澤、存放和污染等情況，科學地介紹了各種疫毒、致毒、致瘘等後果。張氏指出，六畜「疫死，則有毒，不可食」；「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凡蜂、蠅、蟲、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瘘」。晉代葛洪《肘後方》說：「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於飲食。」三是接觸傳染。葛洪的《肘後方》認為：「馬鼻疽乃因人體上先有瘡而乘馬，馬汗及毛入瘡中」而引起。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提出：麻風病是風邪或五蟲入皮膚而致。清代汪期蓮在《瘟疫彙編》一書中記錄：清道光八年（1828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民國年間《續遵義府志》記述：清同治三年（1864年），「疫大作，有全家病臥者，有相繼抱病故者……至秋，疫瘴又作，凡下田獲谷者染瘴扑地，十死五六。」《鼠疫約編》記載，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冬間，鼠疫盛行。疫將作，則鼠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癘，緩者三五日死，急者頃刻，醫師束手」。可見，古人已知大疫一般是通過呼吸道、食物的接觸傳染的。
對大疫的治療。自東漢張仲景名著《傷寒論》問世至明清時的溫病學派，治療大疫的專著留存至今的不下數百部。例如，明代瀋之向的《解圍元藪》為中國第一部治療麻風病專著，明末陳司成的《霉瘡秘錄》為中國第一部證治梅毒病專著，清代張璐的《傷寒纘論》、《傷寒緒論》和葉天士的《溫熱論》、吳鞠通的《溫病條辨》、汪期蓮的《瘟疫彙編》、王孟英的《溫熱經緯》等對瘧疾、肺結核、肝炎、天花、麻疹、麻風、傷寒、痢疾、血吸蟲病等一系列傳染病的症狀和治療均有論述，為傳染病的辯證、治療提供了確實有效的方法。
對大疫的預防。戰國晚期的《黃帝內經》中已明確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更明確提出：「與其救療於有病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病之前。」中國傳統醫學重視預防醫學，為了達到未病先防，提出了一系列預防瘟疫的有效措施。一是隔離預防法。在秦代，已設有癘人場，專收麻風病人，進行隔離。《後漢書》記載：漢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隴右軍中大疫，當時就設有野戰軍傳染病院－－庵盧，實行隔離。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書》中進一步提出瘟疫流行時節的「四不要」原則：「瘟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穢污；毋憑死者屍棺，觸其臭惡；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物。」二是藥物消毒法。唐代孫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治療和預防傳屍病（肺結核），可服用金牙散；還介紹「絳囊盛帶之」以驅辟穢氣。元代滑壽在《麻疹全書》中提出：在麻疹流行季節，可服用消毒保嬰丹等預防。三是蒸熏消毒法。《周禮．秋官》篇載有人們用莽草、嘉草等燒熏驅蟲、驅病的記錄。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清代羅世瑤在《行軍方便便方》一書中說：「將初病疫氣人貼肉布衫，於蒸籠內蒸一柱香，久則全軍不染。」四是衛生消毒法。據《詩經》記載：周初已有冰窖，用於防腐消毒。據《後漢書》記載：漢靈帝中平三年（186年），畢嵐發明灑水車，灑澆南、北郊路。宋代沈括在《忘懷錄》一書中，介紹運用鐘乳石、磁石、硃砂、硫磺、金紀玉等礦物藥物對不同地方的井水消毒。五是預防接種法。東晉葛洪在《肘後方》一書中，記有民間用狂犬的腦子敷塗在人體被狂犬咬傷的傷口上，便能預防狂犬病。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記錄。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種術的發明。成於1567年的俞茂鯤所著《痘科金鏡賦集解》一書，記有安徽太平縣以接種人痘法預防天花。1681年，康熙皇帝下詔全國推廣人痘法以預防天花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