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Ｘ」社已經被作為文革前異端思潮的先驅挖掘出來，有關它的記載和回憶，在網上流傳的，竟也有數十篇之多。而當年激揚文字的「Ｘ」社少年，幾經牢獄之災後，有的已經作古，倖存者也年逾花甲，卻從沒有一篇認真的回憶和訪談問世。這實在是極大的遺憾。
兩年前我應邀去澳洲參加有關文革的學術討論會，經在墨爾本莫納希大學東亞系任教的好友孫萬國教授介紹，出人意外地會晤了現已經定居那裡的原「Ｘ」社的主要組織者張鶴慈先生。不久，我在美國遠東研究圖書館查到了一份一九六三年中共公安部關於「『Ｘ』反動集團」的絕密文件，便又把它寄給了張鶴慈先生。這份當年「Ｘ」社成員都從來沒有見過的文件，勾起他們對已經淡忘了的往事的強烈回憶。以下便是我與張鶴慈先生多次面談、通訊中關於「Ｘ」社的訪談記錄。
☉中共官方版－－公安部絕密文件中的「Ｘ」社
這份中共公安部絕密文件原名「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其中第一例便是「『Ｘ』反動集團」。文件頒發於一九六三年九月，編號為００７８９。為了使讀者瞭解中共公安機關眼中的「Ｘ」反動集團，作為理解下面訪談的歷史背景，我在此全文照錄這份難得的反面教材：
「Ｘ」反動集團
「Ｘ」反動集團是由反革命分子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和孫經武（軍隊後勤部門某部負責人的兒子）等組織起來的。參加的還有郭世英和葉蓉青。他們原是北京一Ｏ一中學的同學，後來分別升入北京大學、北京第二醫學院、北京師範學院。一九六一年底以來，他們就經常聚會、通信、傳閱反動書籍、偷聽反動廣播、交流反動觀點。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們共同研究決定，秘密辦一個「Ｘ」雜誌，從此「Ｘ」集團就形成了。－九六三年五月「Ｘ」集團被查獲後，他們交代，組織「Ｘ」集團是為了「要求精神開放」，「要求自由」，「發泄不滿，擴大影響」，「追求絕對真理」。孫經武還說，Ｘ是俄文「赫魯曉夫」的第一個字母。他們了擴大反動組織，還拉攏過十九名落後青牟，其中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幹部子女六名，高級知識份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份子的子女四名。
這個反動小集團進行了下面這些活動：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們在張鶴慈家裡共同研究，向緬甸或香港逃跑，確定在暑假期間行動。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謀逃跑，確定先到杭州，然後同去廣東，伺機逃往香港。孫經武曾表示，「出國是為了推翻共產黨」。
「Ｘ」雜誌創立前後，他們寫了很多反動文章和書信。據已經查到的就有文章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內容十分反動。主要是：
反對共產黨。張鶴慈說：中國共產黨「是時代的阻礙」。孫經武說：「中國共產黨的江山也不是鐵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騙局上，騙局揭穿，就會結束這一切」
反對社會主義。張鶴慈說：「社會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法西斯本質一樣」。孫經武說：「中國言論、出版不自由，看書、聽廣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說：「我們的理想從來沒有符合過現實……我只能向社會大叫，你們看看。這是你們的產物」。」
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張鶴慈說：思想改造是「對有思想、有性格的青年的壓抑」。張經武說：「大躍進與人性要求絕然違背，充滿了野蠻的悲劇」。又說：「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問題上表現了十分冥頑不化」。
反對馬列主義，讚揚修正主義。張鶴慈說：「馬列主義已經過時了，辯鉦法是胡說八道」；「戰爭是兩支軍隊、兩個國家的集體自殺」。孫經武說：「對於馬列主義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對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不僅在理論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時代的歷史要求」；「中國只有兩個出路，或者被消滅，或者走赫魯曉夫的道路」。
說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當「傳家寶」。孫經武在寫的文章中，對自己的父母極盡醜化和卑視，咒罵他的父親是：「植物性的生命」，「頭腦是一個虛偽的實體」，「理想只是兩三個空洞的教條」，說父母的信仰沒有分毫價值，不能當作「傳家寶」。
張鶴慈從小受張東蓀、和他父親張宗炳這兩個美國間諜的教育，影響很深。張東蓀經常教育他：「看什麼問題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什麼主義都應該看看，馬列主義太膚淺，和別的主義比起來，像水和酒一樣，什麼味道也沒有了」；「現代西方的學術流派大有道理」等等。還給他講述「人民資本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等反動哲學。張鶴慈讀了許多唯心主義哲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和其它反動書刊。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什麼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什麼都好，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都是「政治宣傳」。
孫經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張接近以後，思想就逐漸反動。張鶴慈曾經對這個集團的成員散佈了許多反動的思想觀點。
張鶴慈首先向他們推薦的是十九世紀的西方古典小說，他們被裡面的「個人英雄主義、個人抱負、人性論」所「深深地打動」。隨後，張又向他們介紹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哲學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資本家宣言》等反動書籍，使他們認為：「人是利己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不過是利己主義的兩種形式」。他們還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義的書刊，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的報告、《愛倫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等。
張、孫經常收聽美國、臺灣和修正主義的廣播，並向郭、葉等傳播。他們認為共產黨的廣播、報刊是「灌輸信仰」的「政治宣傳」，不合他們的口胃，反動廣播特別是「美國之音」「報導客觀」，跟他們的觀點一致，美國人「百分之八十有汽車，百分之四十有電冰箱」，美國經濟在發展，證明「帝國主義制度是進步的」；美國大學生可以和主要官員辯論政治問題，說明美國有「民主、自由」；美國有各種藝術流派，是「學術自由，重視天才」。
孫經武交代，他從小的生活條件就很好，要什麼家裡給什麼。在中學手錶就換過幾次。在部隊當兵鍛練不到－年，家裡去看過幾次，有時還帶著高級點心、糖果。他從小就有濃厚的優越感，總想作個大人物。
對這個反動集團的成員，現在已經分別作了處理。張鶴慈、孫經武二人已被送去勞動教養。
☉「Ｘ」社：一群探索中的熱血青年
圍繞著這一官方的描述，我隨張鶴慈重返歷史的風風雨雨，談了如下的一些問題。
問：從中共的絕密文件來看，你們「Ｘ」的起名似乎與赫魯曉夫有關。不知道這是否事實？如不是，請介紹一下為什麼你們當時成立這一組織初衷？
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左右，在北京大學中關園１５３號我家後門的一片苗圃中，Ｘ社成立。這個日期公安部沒有搞錯。我、張經武、郭世英和葉蓉青四人姓名都對。但我們為共同發起人，而不是我和張經武是組織者，郭和葉是被發展對象。當時我們商定的不過是辦一個名為「Ｘ」的雜誌，發表我們讀書的體會和文學創作。大家用活頁紙寫好文章後集中在我處裝訂成冊而已。孫經武雖然想過正式印刷出版，但也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實踐。因而說Ｘ社是一個集團，實在沒有道理。因為我們完全是「君子群而不黨」。
「Ｘ」究竟是什麼意思，在我們五月被捕後曾是審訊的重點。我當時是這樣回答的：Ｘ是數學中的常用符號，表示未知數。我們用這來表示懷疑。另外，Ｘ又可以看作是一個叉字，我們用來表示否定。Ｘ還可以看作是一個十字路口，表示探索。再有，便是４只伸出來又握在一起的手。在中共大力提倡「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的當時，我們對社會現實的懷疑、否定和探索，已經是大逆不道了。但審訊人員仍不滿足，在７月中旬又追問了兩天。我仍然照事實回答。我們都看過赫魯曉夫在蘇共２０大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他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處都非常肯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了一切為了「人」，而不是什麼抽象的主義和人民。但是Ｘ的起名和他沒有關係。可在當時，這條「莫須有」的罪名可成了逮捕我們的主要原因。
「Ｘ」雜誌從２月１２日成立到５月１８日被捕共出了３期。上面發表的是我們的純文藝的創作，主要是詩，是我們對當時流行的黨文藝的不滿，想闖出一條真正的文學創作的路來。在公安局抓我們之前，我們燒了許多其他材料，但這３期刊物決定留下了。因為我們認為這是純文藝的東西。我們這麼做無非是不想虛度青春年華，做一些有益的事。
問：「Ｘ」是否你們的第一本手抄本雜誌？
答：其實我們在Ｘ之前就做過各種自由文學組織和出版物的嘗試，如高三時我和郭世英想一起搞一個劇團，為此找來了幾個戲劇學院的學生，但是我們談不攏，因為我們喜歡的易卜生、蕭伯納，他們只聽說過其名而沒有看過著作，至於奧尼爾，梅特克林等，更是從來沒有聽說，我們只得作罷。我在高中時還辦過一個離經叛道的牆報《風》，它和傳統的牆報不一樣，任何人可以不經過我這個編輯，把他們的文章貼上去，很像文革中流行的大字報、小字報。《風》主要有雜文、漫畫、知識介紹、古畫欣賞等等欄目，最後一期漫畫是三張系列，一張是「微分」，另一張是「積分」，還有一張是一個三岔路口：一邊是資本主義，一邊是社會主義。校領導很快發現《風》的風向不對，就把它停刊了。
問：你提到你們在被捕前燒了不少東西，那是些什麼？
答：主要是通訊，如孫經武到部隊後我和他的通信，那裡都包含著我們對中國社會思考的一些真實的思想。在公安部的絕密文件中指出我們間的通信共有９４封，那是他們對我們實行秘密郵檢的拷貝件，原件都被我們銷毀了。
問：公安部的文件提到你們４個成員，你是否能對你們的組織成員情況作一介紹？
答：我們當時都是北京１０１中的學生，這所中學當時高幹、高知子弟雲集。我被公安部文件排在第一位，當然是主要成員。文件中提到我的祖父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政治學學者，原為北大教授，目前海內外都對他有非常正面的重評，我認為他是中國最早引入西方現代文明的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和最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之一。公安部文件給我加了「張東蓀的孫子」這個定語，其潛台詞是十分明顯的。其實祖父無論做文做人，都非常民主，從不因為我是小輩而教訓我，他很少給我一個答案而只是引出問題進行討論，有一次，我和郭世英比較毛澤東和斯大林，發現斯大林對政敵全部處死而毛不同，當時我們認為一是為毛對自己的統治有更多的自信，二是許多被整的人，如胡風，對毛不構成威脅。第二天我們發現這兩條自相矛盾：一個自信的人怎麼會想到整肅對他根本沒有威脅的人呢？後來和祖父談到此點，他告訴我說：世界各國慣例不同，審訊納粹，殺那些元帥部長等對戰爭負責的人，當兵的沒事；而中國卻只殺小兵，大的養起來，如軍統，底下沾邊的在鎮反時基本殺光，而瀋醉等頭頭卻養起來了。對毛澤東，祖父有一次講到毛與尼赫魯的談話，毛對尼說：他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４億人，死了２億，還剩下２億。這些都影響我對毛的看法。我從來不認為毛澤東的罪行是他的理論問題，他根本不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無論是大躍進還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一個冷血流氓。我對祖父的文章知之不多，如佛羅伊德，我當時也並不知道是他最早引入中國的。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有一次在舊《觀察》上看到祖父的〈論思想自由〉，我把它帶到學校給孫經武看過。我在思想上受祖父影響是有的。
我父親張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解放後一直不受信任，歷次政治運動受衝擊。但就是這樣一個完全西化的知識份子，也被中共洗腦，１９６３年我被捕前，竟然每天晚上把我叫到床前進行愛國愛社會主義教育。他這一代知識份子大都被洗腦，只是因人的道德而異，好的只是自我懺悔，壞的則為虎作倀。說他是美國間諜、對我的離經叛道「有影響」純屬無稽之談。
孫經武的父親孫儀之是解放軍衛生部部長，長征幹部，將軍。他作為中共的將門之後走上反叛之路更不容易，他從高中起就老捧著黑格爾的《小邏輯》，說：「人活著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頭腦中建立起一個小宇宙，來和真正的宇宙抗衡。」中學三年，我們關係一直不錯，下了晚自習，常在園明園裡散步聊天。如同那個公安部文件中所說：「孫經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張接近以後，思想就逐漸反動」。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之子。但「Ｘ」社成員對郭沫若，無論為人還是為文都是否定的，郭世英本人也是如此態度，只是矛盾地說：「他是我的父親。」現在外面流傳的有關Ｘ社的文章，都把Ｘ社說成是郭世英組織的北京大學哲學研究小組，在研究西方哲學時出了軌，那是完全不對的。Ｘ社事發時，我們都已經從１０１中畢業，郭世英在北大哲學系，葉蓉青在北京第二醫學院，我在北京師範學院，孫經武已在部隊。因為離經叛道，我在中學時就是「小右派」，曾被校長在全校大會上點名：「有個馬克思，有個恩格斯，還有個張克思」。郭世英當時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但他對我的評價卻很高。他當時的思想並不反動，但也不正統，如他有一個奇怪的理論，認為因為中國窮，落後，中共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犧牲少數優秀人的利益，就像草地上不允許長樹一樣。對中共的草皮政策，我倆的看法一致，即中共把億萬人都變成小草，只能分配到固定的陽光和雨露。但對這一政策的好壞，我們看法不同，他認為是為了草皮（群眾），我認為是為了園藝者（中共）的集權統治。儘管如此，他仍然支持我和孫經武出國。當時沒有「出國留學」一說，任何自己想到外面世界去看看的人，一概被公安機關視為「叛國投敵」。沒過多久，郭世英對現行制度便越來越否定了，但仍很溫和，套用現在一句流行的話，叫「體制內的反對派」。
葉蓉青加入Ｘ社，和她是孫經武的女朋友有關。她出身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又是上海來的。高中時便一直被視為「情調不對味」，品行竟一直被重視階級鬥爭的校方評為「中」，對一個規規矩矩的女孩子，這簡直是個污辱。如果說孫經武和我是主動挑戰社會，那麼葉是被社會拋棄後走向「反動」。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８日我們四人被抓後，公安人員對葉、孫關係採用挑撥離間的伎倆，他們告訴葉：孫經武還有另外的女朋友，而且關係異常。我想當時葉一定非常惱火。這是中共整人的慣技，先把人搞臭，這樣使揭發批判者減輕了良心上的負擔。
問：在公安部文件上，還說你們「拉攏過十九名落後青牟，其中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幹部子女六名，高級知識份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份子的子女四名」。能否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答：我不知道這些數字是怎麼被公安部搞出來的，事實上可以肯定的人不會有一半。說到幹部子弟，應當有金捷，她是當時中南局書記金明的女兒。現在有的文章把她的名字搞錯了，還誤說她去了香港（如筱白的〈Ｘ社與郭世英之死〉，載《民主中國》１９９５年５月）。她比我們都大，在郭世英和我看來很漂亮，郭世英曾為她要自殺，這也是後來驚動中央，抓我們的導火索。在抓我們之前，公安部找了她和葉蓉青瞭解情況，並不讓她們告訴我們，但她們都馬上向我們通風報信。高幹子女中還應當有丁映秋，也是解放軍總後勤部一位高幹的女兒，她後來成為郭世英的未婚妻。右派子女中我想應當有劉憶燕，她是我大學同學，父母都是右派。她思想很單純，認為我看《資本家宣言》是好奇。另一個反革命子女應是曹天予，他是郭世英的北大同學，他父親死在中共獄中，自己也進過公安局。
☉「Ｘ」：對現行制度的懷疑和否定
問：在公安部文件中，羅列你們的「反動小集團活動」有「密謀逃跑」，「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和「反對馬列主義、宣揚修正主義」等幾條，這些是否屬實？
答：我看了公安部文件後，覺得在「罪行」方面還是留情的，語氣還是溫和的。這可能和周恩來插手，為了郭沫若的面子保郭世英有關。例如，在「反對共產黨」這一條中，就沒有列出我們直接攻擊毛澤東的言論。有一次我們在孫經武家裡找到一把女式手槍，有八顆子彈，我們在騎車進城途中便說應當分配給８個中共領導，第一個就是毛澤東，自然還有劉少奇、彭真、周恩來等。孫經武在語文課上公開說毛的《沁園春•雪》有帝王思想。當時我們都認為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不過是農民造反的改朝換代，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王朝。我對毛澤東的反感源起於讀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選一卷本，那是毛與我祖父見面禮。我突然發現，《論聯合政府》中的許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樣，尤其是提及美國的部分，我當時就覺得抓住了小偷一樣，修改可以，但必須要有說明。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間，我在清華二校門上看到一張大字報，講的是毛在延安就如何整肅異己。另外還為胡風鳴冤，說：「莫須有，何以罪天下？」這些都給了我極大的震撼。在「攻擊三面紅旗和黨的政策」一條中，我們目睹三面紅旗搞得一團糟，餓死那麼多的人，毛還要整肅敢為民言的彭德懷。對彭德懷，我們非但有大量同情的言論，當時聽說彭被關在北京郊外某地，還設法去看過他幾次，但每次都因為警衛森嚴而沒有成功。此外，聽美國之音、臺灣廣播等活動，在文件中只作為「根源」。在當時，每一件都是殺頭坐牢的大罪。關於「密謀逃跑」，我在當時曾托北京師院的華僑同學帶信給父親在海外的的朋友，如當時任臺灣外交部長的瀋昌煥。雖說只是表示要出來讀書，但在當時都算「叛國投敵」。文件竟然沒有提及，也可能和周恩來的庇護有關。
問：公安部文件講到了西方現代哲學和西方十九世紀古典小說對你們「反動思想」的影響，你也講到Ｘ社其實只是一群年輕人求索真理的讀書會而已。你能否介紹一下你們的精神閱讀史，即讀的一些書和對你們思想的影響？
答：初中的時候，我基本上什麼都看。主要是中國現當代作品和大量的蘇聯小說，如《青春之歌》等。當時最喜歡普希金和拜倫。高中時選擇性就強了，不看中國現當代作品了，開始看大量西方古典作品，如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不僅不看中國小說，國產電影也不看。高三時開始轉而看西方近現代作品，最喜歡陀斯妥也夫斯基、雷馬克和易卜生等。當時，在家裡和一些大學圖書館還能找到一些內部讀物，如《資本家宣言》等。但得益最多的，是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內部購書證去買過許多內部書籍，尤其是新出的社會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佛羅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著作，就是這樣得到的。當時我提出過一個口號，叫「進入二十世紀」。我發現哲學從古希臘、黑格爾一直到馬克思斷了；文學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也到了馬克思為止。因而我們要多看馬克思以後的新東西。
問：雖然Ｘ社案發在文革前，但比較你們和文革中的異端思潮的區別，似乎覺得你們在離經叛道上要比他們，諸如遇羅克、李一哲等，都直接大膽得多。除了文革的政治環境更為險惡，你覺得有些什麼根本的區別？
答：我覺得根本不同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們當時對毛澤東，列寧、斯大林一直到馬克思都是持的否定態度。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的共同點。有趣的是：文革中我重新被抓，在牢裡遇到「反革命」的都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主要是從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不同上去批判毛澤東。當然，這和經過六十年代，中共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封鎖在文革中到達峰巔也有很大的關係。年輕人缺乏離經叛道的精神資源，唯一可以讀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著。而我們當時還可以看到一些西方現代文化的著作。
問：你已經提到了周恩來以及當年公安人員對Ｘ社的興師動眾的抓捕，是否能講得詳細一些，還有哪些中共領導人對Ｘ一案有過指示？
答：我們因人告密，１９６３年３－４月就被公安部注意上了。那年５月１日據說毛澤東發話，說：幹部子弟鬧得也太不像話了，要整頓。據說和Ｘ社的材料也有關係。郭沫若家很緊張，他和於立群想帶著郭世英和我一起南下，去參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是想避一避風頭。孫經武當時和他父親一起在杭州的軍隊療養院。５月７日，我們商量過找到孫經武後下廣東或雲南出逃。這純粹是出於面對暴政「惹不起，躲得起」的辦法。但沒等我們南下，孫經武回了北京，我們便發覺被嚴密跟蹤了。５月１８日我們全部被捕，共關押７０多天，幾乎天天被審訊。參加辦案的單位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還有解放軍總後勤部保衛部。扯上解放軍總後勤部保衛部是因為孫經武的父親在那裡工作，他的戶口也在那裡。所以有時審訊我們的是軍人。當時都知道具體處理這一案子的中央領導是周恩來。最後處理，我和張經武被勞動教養２年，郭世英沒有處理，只是被送到農場勞動，從當時階級鬥爭越抓越緊的政治形勢下，這些處理要算是輕的，這顯然和周恩來的庇護有關。１９６４年我和孫經武在勞教中準備外逃未遂，審訊中傳來過周恩來的又一個指示：「我不相信他們改造不好」。我們被延長了一年教養期。此外，據孫經武告知，劉少奇也在１９６４年的國務報告中點了Ｘ社的名，作為青年人中階級鬥爭動向。
☉「Ｘ」案中的一些遺留的Ｘ……
問：你在前面的訪談中一再提到Ｘ社案發是有人告密，告密者究竟是誰？
答：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學的同學曹天予。他當時出身於反革命分子家庭，後來居然上了北大。他參與了Ｘ社的活動，但不久就寫信給郭沫若秘書（可能還有公安部）告發了我們的離經叛道的活動。信到了郭的秘書手裡，很快被郭世英和我們大家知道了。他曾哭著要郭世英給他一槍。郭世英當時對他說：「幹什麼？你進醫院，我進法院？！」更為惡劣的是，郭沫若和於立群本來是準備把我們保下來的，因此才會有１９６３年５月準備帶郭世英和我南下之舉，但是曹天予到於立群處再一次告密，告訴了她我們對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話。這使郭和於勃然大怒，決定大義滅親。這樣才有了５月１８日公安部的大逮捕。曹天予在Ｘ案中沒有得到任何處理。１９７０年我遇到一個為曹翻案的原農業部楊姓副部長的女兒，才知道曹很早就成了公安系統控制下的專業告密者。據她說曹在中學時代犯事被抓，出公安局時接受條件成了專業「點子」（告發者）。無論是當時的小偷小摸，還是政治言論，他都要定期向公安系統告密。可是，負責我們案子的公安部十四處白處長在審訊中處處流露出對他的鄙夷，大概他們也看不起告密者吧。
問：對郭世英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之死，你的看法如何？其他人在文革中遭遇如何？
答：當時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的一批人非法綁架和刑訊逼供，主要又是為了５年前的Ｘ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並追查「包庇者」。後來據丁映秋說，郭世英死前是被捆綁的，無法爬樓，如何在三樓破窗跳出？我懷疑是他殺，即被人扔出去的。因為郭世英之死也可以說是郭沫若「大義滅親」的結果，郭沫若晚年才懊悔不已。天天以抄寫郭世英日記表達自己的追悔和思念。文革開始，公安部謝富治、李震藉口說原來負責此案的凌雲、徐子榮兩個副部長當時欺騙了周恩來，就又把我和孫經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加重了處理。孫經武被揪鬥進了「牛鬼蛇神勞動隊」後，由石家莊３３０２廠當作「三類人員」加以控制。我則一直在勞動教養，於１９７３年勞動期滿後留場就業，一直到１９８１年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總後勤部保衛部為文革中的加重處理平反後，我才回到北京。為了這個Ｘ社，我從２０歲到３６歲，整整十六年在監獄和勞改中渡過。如果把重返社會比作是北京常見的等車的話，我足足等了８００余萬分鐘！
問：按你的說法，Ｘ社一事在八十年代也沒有真正平反？
答：確實如此。在八十年代平反的高潮中我們為此共找過胡耀邦三次：一次是新華社老記者戴煌寫了關於Ｘ社的內參，後兩次是陶斯亮帶我們親自去見。胡耀邦共作了三次批示，但公安部卻不買賬，理由是當年是周總理親自處理的，又沒有書面結論。當時沒有看到這個絕密文件，加上週恩來的威望還高，便無法進一步爭辯。結果是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總後勤部保衛部為文革中的加重處理作了一個平反，結論部分如下：
「粉碎『四人幫』後，一九七八年孫經武、張鶴慈本人及家長先後提出申訴，要求複查。經複查認為：『文革』前，對張鶴慈、孫經武等人的處理是慎重的，正確的。『文革』中，給孫經武、張鶴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處理是錯誤的，這完全是謝富治、李震等人干擾破壞造成的。公安部與一九八零年四月給張鶴慈、孫經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錯誤處理進行平反改正的決定。並通知有關單位作出了如下處理：一，孫經武在重慶３４０３廠受衝擊的問題，已經平反，有關材料均從檔案中抽出銷毀。孫在石家莊３３０２廠被當作三類人員控制的問題也已作了糾正。二，給張鶴慈發了按１９６６年５月原定時間解除勞動教養的通知書，對檔案中與『文革』中錯誤處理有關的材料作了妥善處理。並將張轉回北京。現將此平反決定發給本人並歸檔存查。」
在結束對張鶴慈先生訪談時我驀然感到：數十年的歷史風雨過去，Ｘ社竟成了少數幾個不被中共官方予以平反的異端學生組織。而在民間的中國當代思想史上，它被官方遺留下的尾巴，卻不正是它作為一個較為徹底的異端思想組織的驕傲嗎？！
(源自《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