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老友來訪，談及他受人大之命為某位亡故的副委員長作傳之事，老梟哂之曰：這種幫閑差使，不干也罷。老友反唇相譏：你給我找一個從沒幫過閑的高人出來！便是你當年不也幫得不亦樂乎嗎。金盆一洗手，強盜變聖人啦。
一席話恰似背澆冷水、棒喝當頭，說得我臉紅耳赤，啞口無言，渾身慄慄汗不敢出。是的，我一生中多次給這個醜惡反動的龐然大物幫過閑，在沒有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懺悔之前，我有什麼資格指責別人，有什麼權力責己寬縱責人嚴苛對自己王寶森對別人孔繁森？
在團委工作時，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幫閑，發八股文件寫八股文字打八股腔調。剛開始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寫過不少垃圾"弘揚主旋律"、"歌領新時代"（以前在這方面可能吹過牛，說自己字字皆能紙上立、擲地能作金石聲什麼的。得收回自食，慚愧）。那是八九學運之前的事，尚可以年輕不懂事自解自慰。然而，幾年前，在明知"黨和政府、有關部門"非我族類的時候，還為之塗脂抹粉歌功頌德，還為各級貪官惡吏臉上帖金，就不可自恕了：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之際，由北京及自治區有關部門聯編了一本紀念專輯，煌煌百萬字，厚厚一巨冊，儘管那些文章皆非出自我手，可我畢竟是組織者、是主編之一。
當時明知不妥，卻以為"反正無關大局"、"我不幹也有別人干"，又有收益以貼補家用，遂渾渾噩噩隨波逐流地干去了。或許，當時對國內外許多事件的真相實情的瞭解不如現在廣泛全面，對專政機器的危害罪惡的認識也沒有現在細緻深刻，但是，這些都不是為自己開脫的理由。作為一個有學識有自由意志的個體，我必須為自己的言行和錯誤負責任。
回首前塵，實深惶愧。我的行為，無意中為惡行纍纍的專制主義幫了閑。或許，目前的官場極端腐敗、道德極端淪喪、社會極端不公，也有我一份功勞或苦勞吧，儘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千千萬萬微不足道的功勞苦勞，堆積成山，匯聚成海，才有了一共專制的巍巍高山湯湯大海；正是許許多多良知沉睡者為了種種原因有意無意的幫閑，才縱容了特權階級的唯我獨尊為所欲為；正是千百萬沒覺悟或沒奮起之前的東海一梟們，從旁邊從底下支撐了這個政治最蠻橫、經濟最剝削的制度。
我相信，需要懺悔的，不僅是我，不僅是少數而是大多數中國人。如雲生網友說，對於一個專制制度的存在，我們都有責任。正是由於我們對它的沉默恐懼縱容，並且參與那些不見天日的"潛規則"遊戲，在客觀上也就成了這個專制制度的維護者。
哈維爾在《1990年新年獻辭》中早已一劍封喉地指出："當我談及我們被污染的道德氛圍時，我並不僅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從窗戶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說的是我們全體。我們都變得習慣於極權主義制度，將其作為一個不可更改的事實來加以接受，因而幫助了它，令其永存。換句話來說，我們所有的人--當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為這個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行承擔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人僅僅是犧牲品，我們也都是它的共謀者"。
"悟已往之不諫，覺今是而昨非"。為此，在抨擊時弊、控訴罪惡的同時，我當嚴厲地斥責、解剖、審判自已，為我曾經和現存的種種無知、麻木、軟弱、虛榮、附和、屈服，向開頭提到的那個老友、向我的廣大同胞和網友，深深地懺悔。
我也希望曾經有意無意為這個吃人的機器幫過閑幫過忙的人們，能夠聽從良知的召喚，認真地思考和反省自已的過去，對所有有利於專制特權不利於民主自由的工作，勇敢地說"不"，盡量做到不支持、不配合、不買帳，"不上雞鳴犬吠車"，改過自新，知恥近勇。
懺悔是一種良知的覺悟，是為了從麻木迷夢中醒來，更為響亮地控訴、更加堅定地前行！學會反省和懺悔,是一個人也是一個民族走向成熟的標誌。一個拒絕懺悔的個人和民族是昏庸愚蠢可悲可忴的。文革十年的種種罪惡，除了林彪、四人幫，其餘芸芸眾生難道全是純潔的無辜者嗎？與德國人民和他們二戰後的歷屆政府相比，我們寧不慚愧？他們把希特勒犯下的罪惡視為日爾曼民族的集體罪惡，他們的總理在華沙的遇難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為整個德國民族在二戰期間的歷史懺悔，引起全世界的驚嘆。那是個多麼勇於反省、勇於懺悔的偉大民族啊。
在《應邀於xx學院作人文素質演講感言》組詩中我寫道："與狼共舞與豬朋，縱使成功豈足矜/豹隱龍潛吾自負/千山風雨一孤燈"！年將不惑，我才深深體會到，與豺狼共舞、與雞犬為伍，既使成為世人眼裡的成功人士，也是可悲的。我希望有愈來愈多的有識有志之士懺悔過去，有愈來愈多的心燈笑向千山風雨。我希望自已配得上我的詩。謹以此自勉並與各位共勉。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