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個特點，不是一般的泛泛呼籲，而是用自己的研究，自己對一磚一瓦，一個胡同一個門庭的鑽研琢磨，喚起人們對北京的愛。
他知道他可能挽救不了什麼，但最起碼可以讓古老的北京城留駐人心。
從1992起10年間，他和妻子跑遍北京的每一個角落，把北京所有有特色的胡同、宅門甚至各個細部都拍成了照片。
他和妻子50多歲了，至今沒要孩子，他在魯迅文學院工作，業餘時間都用在騎著自行車走訪、拍照和研究上。
提起梁思成，他有一絲不忍的表情掠過，那些事休提了。只是，他對記者說，確確實實在夢中，夢見了那個北京：在「長安一片月」下，城牆宮闕還在，天安門廣場宏偉壯闊，也有新建築，人民大會堂成了巨型博物館，老北京的格局和氣勢依舊，舊時皇家園林和尋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四面城牆之中，那城牆上花園處處，野草瑟瑟，城堞箭樓早成了孩子們捉迷藏的去處，像極了他孩童時代在城上奔跑的情景……站在城牆上，遙遙可見西邊或北邊的北京新城的摩天大廈，更遠處是萬里長城……
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首都格局，泱泱大國氣韻，一點也不輸當今在文化和皇都氣象上佔盡風光的巴黎、羅馬、倫敦、君士坦丁堡、聖彼得堡……整個北京城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
當夢醒來，一片悵然。北京正以飛快速度把古老傳統徹底鏟除……王彬說，他從不掉眼淚，只是在走訪當初美麗而現在破敗的建築時有一種深深的傷感，看著那精彫細刻的門楣、雀替、曾經輝煌而現在斑駁陸離的木柱，想像當初住在裡面的是什麼樣的殷實人家，有何等的功業，而現在卻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車賣漿者的大雜院，一片破敗。即使這些人也要馬上流散了，此地將片瓦不存。
他的那個夢，也就是梁思成的夢，世界上的人，不管你贊同不讚同這個社會的形態，都會陶醉在其中的。
中國國際建築藝術雙年展總策劃人羅麗說：「這次聖彼得堡建城300週年，敢把世界上40多個國家的領袖請到聖彼得堡，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它有與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時代的面貌基本沒變，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屬於18世紀的著名建築群就有：彼得保羅要塞、彼得保羅大教堂(彼得大帝的葬地)、彼得大帝的夏花園及園中的夏宮、斯莫爾尼宮、冬宮、塔弗列奇宮、阿尼奇科夫宮(十月革命後改名後少年宮)，以及19世紀的宏偉的喀山大教堂、高達100多米的伊薩克基輔大教堂等，再加上50多座利用古建的博物館，形成了聖彼得堡古樸、雄偉、穩重、寬廣的特徵。中國藝術家到了這裡每每會有一種朝聖般的感嘆：『到底是歐洲啊／正像俄羅斯的一句諺語，『閱讀七遍描述聖彼得堡的文字，不如親眼看一下這座城市』。」
與之相比，我們能給這個世界的人展示什麼關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數千年的中國？王彬說，「瘋狂的拆遷，一片片古建被毀，我們給人家看什麼，不能僅給人家看皇帝的內宮和頤和園吧，剩下的全是類似東方廣場和西客站那樣的東西？一個偉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體地保存下來，不能僅剩一個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築。它需要氛圍，需要環境，需要自己的天際線。」
王彬管這叫「城市肌理」的有機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結合。
他知道，這個城市的「肌理」已失，他對在這一生看到很好保存下來的北京已經失望，他做的工作是儘可能多地把殘存的一點舊城描摹繪製下來，讓後人憑弔。
北京古城面貌遭兩次劫難
王彬1949年出生在北京東城區的府學胡同，親眼看到了北京城的老建築一點一點消失。這個過程長達50年。「抗美援朝的時候，說是防美國飛機轟炸，把四城都扒了口子，這就是新街口豁口、十條豁口等豁口的由來，由此，城牆的劫難開始了。這時，梁思成等民主人士三番五次進言要保護北京城牆，也確實起到過作用，比如他親眼看到西便門城牆在1956年維修一新，但終擋不裝破舊立新」的思維方法，隨著風向的改變，剛修好的西便門不到一年就拆了。人們隨意取磚挖土，最終導致1969年修地鐵時，把全部城牆都拆毀。實際地鐵線路與城牆線路還有一段距離，人們終於找著某種機會把這礙眼的東西全拆了。
王彬是魯迅文學院的講師，他的主業是研究小說敘述學。但他80年代末對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著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字的變遷。這時，對北京城市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壞已經開始。王彬認為，北京古城面貌遭到過兩次劫難，一次是改革開放前，因為各種政治原因；另外一次就是正在發生的、已經持續了20年的破壞，這次是因為商業原因，是幾百年來對北京烈度最大的破壞。
王彬的感情在一點點變化，他從最初對傳統文物建築的喜好，慢慢發展到一種搶救的焦急。他認為中國文化吃了一個大虧，所有建築都是土木結構而不是像西方古建那樣是石頭筑成的。元明時代的房子在現在已是極為罕見的寶物了，要想看到唐宗宋祖的宮殿，那真是異想天開，更別說完整的秦磚漢瓦了。而西方與我們秦漢同時代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築，現在並不稀罕，有的還相當完整宏麗，比如雅典娜神廟，雖然屢經焚掠，現在只剩下骨骼了，但還是被譽為「世界最壯麗的建築」。西方與我們宋元時代相同的中世紀的建築就更多了。而文藝復興以來，特別是19世紀的建築在歐美有些城市甚至是主體建築，還承擔著老百姓的日常功用。而我們呢？即使很近的年代的建築也已經相當破敗和稀少了，現在更在加速拆毀。
「我們這個民族其實不缺想法，也不缺美好的鑑賞趣味，你看我們北京那些宅院和胡同多漂亮。那些水磨青磚在夕陽下的色彩多協調。這種磨縫的青磚是我們民族獨有的，製造得那麼精細，還有那故宮裡的「金磚」(一種只有蘇州能產的黑色地磚)，曾被乾隆時代來華的英使瓦爾特尼誤認為大理石。但我們缺乏保護意識……我曾想過，如果有一座漢朝或唐朝的宮殿還存在，那將是多麼耐人尋味！那對國人和研究者，甚至全世界來說將是怎樣的偶像？」
王彬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過往和各種古建宅院結構細節，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書和古代筆記，他還儘可能地求教學者「方家」。在他拜訪的眾多老先生中，他非常高興能與一位人品學識皆高的老先生單士元相親相近。這是他的忘年交。所謂「溥儀出宮，單士元進宮，從此73年未出宮」，這位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在紫禁城內搞研究73年，不僅傳授給王彬許多古建知識，還傳染給他所謂「遺老」對文物的焦心憂慮。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說：「文物者，國之大事也。」而許多文物部門，僅是行政科等一些管後勤的就有權對故宮這樣的國寶級古建任意「維修改建」。王彬親眼看見了年過90的單先生怎麼與大權在握的「修繕人員」進行辯爭。
「有關部門應廣開言路，察納雅言，咨諏善道，以減少失誤，向人民向歷史交上一張滿意的答卷。」這是這位故宮學第一大家對有關領導的諍言。
「近些年來，為保護文物和建築進行不少現代化工程，事是好事，亦屬好心，但當權者僅是交給公司廠商，未能認真聘請文物工作者共同論證新的建築如何達到保護文物應有之效果。有的工程報銷歲千數百萬元，知情者頗有煩言。有著(名)學者某公，曾有一詩，詩中曰：『大權由霸主，作俑各自娛。文化成塵土』。對於外行擅權、師心自用，導致文物受損深表不滿。」
王彬對記者感嘆：單先生的話，沒多少人聽，老先生最後在遺憾中離世。
「無根的經濟列車又能行駛多遠呢？」
王彬就是這樣揹負著大師們的遺情，一個胡同一個胡同地走，一個院落一個院落地查。
北京難熬的嚴冬和酷暑，一日無遮無避地走街串巷還可以，數年如一日就需要大毅力。
他的課堂，他的實驗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我們現在研究中國傳統建築，工匠們幹活時，我們去看，這些東西你看書是看不到的。另外向專家學習，跟單先生學，這樣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騎自行車去找典型。」
「有兩處建築給我感觸頗深，一處在交道口，一處在前圓恩寺，前者是金柱，後者是廣亮(都是明清宅門的格式，專為官員所用)，頹敗不堪，彷彿一堆垃圾。但是，代表官員等級的雀替依然完好，昭示往日的輝煌。真像一個沒落瀕死的貴族，什麼都沒了，賤如泥土，在最後一刻仍不肯低下頭，高傲著走向毀滅……
「還有一次，位於內務部街西口的蔡元培故居面臨被推土機推掉的危險，後來有關部門澄清，謂從來沒有拆除的意思。不久，我們去那裡，看到故居已成了孤島，至少有三條胡同推平了，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在故居東牆角確實用白灰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內寫一個『拆』字。我當時強烈感覺：『在經濟利益面前，歷史與文化是孱弱的，但是，無根的經濟列車又能行駛多遠呢？」
他另外有些不痛快，一些保存完好的、被一些高官和單位佔用的四合院有人阻止他拍攝，有一次在圓恩寺一個當兵的差點要動手，王彬百般解釋，你大門朝街，什麼人都從這裡經過，況且這是在做文化研究。還是不行。
但更多的人是對他的讚許，人們似乎都理解他是對老北京做最後的一拜。一次在新帘子胡同，也是在一個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門前沒人，一陣高興，正拍著，突然裡面出來一位軍人，原來裡面有門鏡，外面情況看得一清二楚，那位軍人問清楚後，二話不說，讓他拍，還要幫助清理雜物。還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著，一回頭，看見一位軍官等在他背後，原來他擋在了門口，軍官一直耐心地等他……
其實這種歷史的滄桑感和感謂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婦在實地考察拍照的路上，遇到過一些百姓，他們自發地拿起相機，拍照即將不復存在的北京的街巷。「有一次我在南城照相，碰到一個老先生，他已經把北京的胡同都照遍了。他沒什麼文化，也不在意出版，只是留做紀念。還有一次，我去拍攝車門(北京四合院的一種大門形式)，一個老先生說，你趕快照吧，馬上就要拆了，我一看果然那邊都在拆。
「許多北京人都是熱愛自己鄉土的，不是無動於衷的。經常碰到人說，趕快照吧，咱們的根就沒了。」
王彬是一個苦做者，他走街訪巷近10年，才做出一本《胡同與門樓》，附圖100多幅，還做出一本《北京老宅門》，附圖近300幅。他和妻子正做的《北京老城門》也是厚積多年的一本書。他一向這樣執拗和較真，幾年前他寫《紅樓夢敘事》用了3年，「沒人這麼寫書，17萬字寫了3年１，他自己感嘆。
比起眾多一年做好幾本書的「佔領資源」的快手，他和妻子是吃虧多了。但是100年後，人們會記著哪本書呢？那時的人們想看老北京城時就必看他的書，這種笨辦法遍訪北京並攝錄下來，他和妻子徐秀珊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後一人，因為時勢不等人了。「有許多胡同是今天不去拍照明天就沒了。」
他已經很累了，往往這種想法鼓動著他，又打起精神來，騎著車子去那很遠的地方。有的地方拍一張照片要花一天工夫，「在寒風中，我拿相機的手凍得直哆嗦……我想我應該這樣，一個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常像《茶館》說的，我們一起祭奠這個老北京。」
我們是不是太「忘恩負義」了
「有一次我到金絲套地區(由兩個金絲套胡同組成)拍照，有一個導遊對胡同游的外國小姐說，只要能放汽車的院子就是四合院……電視臺也牽強附會，某市電視臺介紹老北京的門墩(抱鼓石)，說圓的是戰鼓，是武官家用的，長方形的像書籤，是文人用的。胡說八道１
王彬一直在追求真相。真對他來說是最可貴的品質，他的研究中有許多部分是在匡正一些前輩學者的錯誤。他深入被湮沒的歷史中，追尋真正的事實。但他並不是呆板的學者，他的研究非常有趣，他考證的許多街巷和宅門後面的故事，真實而有可讀性，常常有一種感情力量滾過讀者的心靈。
王彬的採訪、記錄是從北京城的緣起開始的，「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他說，「在中國凡是地名有『林』的地方都是墳墓。『文革』中考古學家在這發現了大批燕國貴族墓地和古城遺址，確定了這正是古燕國首都所在地。」
前年，王彬和妻子來到董家林村，國家花巨資建的「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門可羅雀。看門人專門給王彬夫婦倆開鎖開門，嘆息半天，「今天沒有一個人來，就是你們來了１
北京城實際是一個陝西人建的，武王伐紂後，封立了大功的弟弟召公奭於此。召公奭在這裡建立了燕國。經眾多考古學家千辛萬苦考證，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故有北京建城3040年之說。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個巨大的考古成就，而且有關千萬北京人祖根的事情，卻反應如此落寞，王彬在許多場合呼籲，作為一個有文化的北京人，應該關心董家林，想想建立羅馬城的、被母狼奶大的兩兄弟在古代和現代的西方世界何等風光！母狼和二嬰的塑像到處都是。
北京城還有另一個源頭，就是位於現在宣武區廣安門一帶的薊城，周武王在封召公的同時，還分封了黃帝的後人於薊。百年後，燕勢強，薊勢弱，燕吞併了薊國，薊國就此滅亡。則燕把「董家林」的城池也不要了，一古腦兒都挪到了薊城。所以早先的燕都城就此荒廢了，湮沒了。自此古薊城就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近800年，荊柯就是從這裡出發去秦國刺嬴政的。燕亡後，薊地多為少數民族佔據，前燕、北魏……唐時，此地為幽州，安祿山叛亂在此稱帝，國號大燕，史思明也在此稱王。五代十國，沙陀人石敬瑭為當兒皇帝，把北京在內的燕雲16州全割讓給契丹人，從此中原無險可守，少數民族每每可以長驅直下，直搗腹地。危機一直延續到北宋南宋，中國的漢人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裡多無寧日。而北京百姓在異族統治下，數百年「南望王師又一年」……遼人獲薊城後，改為南京，金人驅遼後，建金中都，蒙古滅金後，建元大都……這個城市輾轉三千多年竟然沒有泯滅，地點也沒有太大變化，這在世界城市史中是很少見的。
他今年年初去「北頂」訪查，這是舊北京城的最北面，因而冠以「頂」。他聽說北頂村被列為2008年奧運會征地，北頂大廟和北頂村將消亡。他在有關報章上呼籲，「在歷史上，這一帶只有這麼一座大型建築群落，把它保存下來，對於我們宣揚的人文奧運，是一個極好的載體。」
王彬其實更關注北頂之北的兆惠墓。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破敗的、僅剩一座石碑和兩支華表、被堆滿垃圾的古墓，但那裡面安息著一位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大英雄，中國反疆獨第一人。王彬對記者饒有興趣地講道：兆惠是乾隆時的滿人大學士，他最主要的功績是開疆拓土，給我們國家永久奠定了「新的邊疆」－－－新疆。
1760年，在西域征戰數年的兆惠班師還朝，乾隆親自到良鄉迎接，十幾年後，兆惠亡故，乾隆親臨其喪，將自己佩帶的荷包置於靈前，以示嫁女之意。當時乾隆的女兒和碩和恪公主剛7歲，8年之後，公主下嫁給兆惠的兒子扎蘭太……
王彬說，他有一個宿願，就是在奧運會工程大動工之前，保住兆惠墓和北頂廟。
他寫了相關文章，並對有關人士說，那兆惠墓的一對華表上彫刻著輪、鑼、散蓋、花、罐、魚、腸，佛教的八種珍寶，其中的腸便是今天的中國結，在申奧過程中作為一種宣傳物，頗為流行，但如果把它源頭也宣傳一下，那豈不可以使中外人士有更大感動？想想俄羅斯那位拓展遠東的將軍得到了多大紀念，冠以了城市之名，塑像高高聳立在黑龍江邊。對比一下，兆惠墓在垃圾堆邊朝夕不保，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太「忘恩負義」了！
「文化歷史和傳統在金錢面前是蒼白無力的１
王彬的目光穿過明清，一直追溯到元。元代，正史少記載，書生少敘說。但王彬認為，元代有一個很大的功績，就是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本格局。「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二環以內的街道都是元大都時留下來的，像交道口大街、地安門外大街、地安門東大街、鼓樓東大街、安定門內大街、德勝門內大街，西直門內大街，阜城門內大街……都是元大都的遺存，甚至道路的實體都沒變。而且透過元大都的遺存，我們還能窺到唐宋時代北京的面貌。比如廣安門內大街，在唐代就存在，稱檀州街，是幽州最熱鬧的街道，金代，岳飛宿敵金兀朮就家住此地。」
元以前是沒有胡同的，那時城市像圍棋盤一樣，由一個一個方格組成。這個方格就叫坊，坊有坊門，晚上緊閉。裡面也不許經商，百姓購物要到「市」去。唐時的幽州，宋時的遼「南京」都是這種結構，元大都也沿襲了這種城市樣式。只是在後期才出現胡同。胡同是蒙古語「水井」的意思。「可惜元時的胡同名稱留存至今的幾乎沒有，只有一個除外，西四磚塔胡同。元人李好古寫過一本雜劇《張生煮海》，講述一個叫張生的書生與龍王女兒戀愛，書生的書僮問小龍女的丫環她們住什麼地方，丫環說：「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
這是一個著名的留存，人們從西四北大街路過，都可以看到那個精緻的磚塔，那裡葬著金元之際名僧萬松老人的骨殖。
「胡同和塔相伴了700多年，現在要拆胡同僅留塔。這成什麼體統？西城區主要保護西四北八條到頭條，一共8條胡同，而西四南的胡同全拆。跟塔相依相伴的那些或許誕生在明清，或許根本在唐幽州時代就有的胡同有的已被夷為平地，有的將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是那種醜陋的樓房。
對這種樓景，王彬深有感觸：「以後這些樓就是立體垃圾，那窮困的樣子都出來了，本身就偷工減料，老百姓也不愛護，你看我住的這個樓，才10年，成了這個樣子。」
對於磚塔附近胡同的消失，許多人都表示了深深的遺憾。另一位有名的胡同保衛者、法籍華人華新民寫道：「我撫摸著劈柴胡同剩下的最後一塊古老的磚石，它被丟在胡同口上，擦去敷在表面的灰塵，可以看到精工細雕的幾隻鳳凰和幾朵梅花……從此，古老的京城又將喪失掉一段記憶，誰也不會再停住腳步打聽『劈柴』兩字的來龍去脈，誰也不會再知道曾經深藏在這條胡同每一座四合院裡的故事。石頭沒有了，人沒有了，門鈸沒有了，壁虎沒有了，蝴蝶花兒沒有了，落在地下的柿子也沒有了。四周圍再也沒有一點生命了。」
王彬呼籲，東城的許多胡同拆得也沒道理，「比如，土兒胡同沒了，那麼完整的一個胡同，許多名人宅院保存得相當好……打著危改的旗號，改什麼改？」王彬後來向北京市有關領導訴說，「就好像砸了漢白玉台階修水泥地一樣。」領導驚訝，半晌說「被騙了，批准危改是調研不細。」
其實這個胡同以及周邊的胡同裡的豐富內容，即使建一個大博物館也容納不下的，四合院還都那麼完好和有特色。華新民寫道：「香餌5號至9號住過皇帝的駙馬，香餌87號住過慈安太后的弟弟，《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文康住土兒69號，名醫孔伯華住土兒61號，茶葉大王吳裕泰住土兒83號……」
許多棵生長了數百年、宅院先人親手植下的柿樹、棗樹、槐數被刀砍斧剁，即將搬走的後人含淚乞求拆遷商不要砍倒，哪怕移往他處，被嗤之以鼻。
對於這一片的拆遷，喬冠華夫人章含之這樣寫道：「前兩日，胡同裡傳來確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邊大約200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個月內拆除了。這塊地賣給了一家外國公司，不知道要幹什麼。西口進200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對門。我原來還以為史家胡同這樣一條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胡同是不會拆的。但看來在這個越來越商品化的時代，文化歷史和傳統在金錢面前是蒼白無力的１
「2001年8月的一個上午，國家歷史名城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老先生、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先生和國家歷史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謝辰生先生來到了拆遷現場，目睹了這可怕的一切。85歲高齡的鄭老拄著拐棍，一腳深一腳淺地踩著廢墟行走，臉上是那麼痛苦。」
「北京這本書已被撕得差不多了１王彬感嘆！
「北京的百姓和讀書人在用良知與開發商的銀子搏鬥」
王彬後悔他沒有早幾十年做這種工作。那時的北京是大師眼中的傑作。就像一百年前一個叫謝閣蘭的法國醫生和詩人寫的那樣。他把他住的天安門附近一座四合院稱為「我的皇宮」，把佈置得古色古香的書房命名為「我的陶瓷室」。
清晨，「被柔和的叫賣豆腐腦的聲音吵醒」，黃昏，他欣賞著院子上面的藍天，「被四合院截下來的一塊，屬於我的一片藍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著覺時也參與了整個城市的生命」。他覺得四合院住起來「舒適又方便」。他稱北京城是「夢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謝閣蘭在1910年寄給德彪西的信中寫道：「我的行程先是經過香港，英國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後是上海，美國味的，再就是順著長江到漢口，以為可到了中國，但岸上的建築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國或英國或別的。最後我們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坐了30個小時，才真正終於到了中國。北京才是中國，整個中華大地都凝聚在這裡。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這一點。」
90年後，謝閣蘭的孫女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一行到北京，她心情激動地到天安門附近尋找爺爺的「陶瓷室」，才知道爺爺引以為自豪的故居被拆了，她內心十分傷感地離開中國。
幾年來，王彬的心境跟她的相同。但略有安慰的是，在他和其他「胡同保護者」的呼籲下，北京市有關部門修改了「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計畫，保護區增為40片。
可40片也太少了，王彬認為，「你想想，這40片裡包括故宮、頤和園、北海，以及恭王府等眾多王府，這樣，北京的3600多條胡同又能包含進去多少？」
最理想的是，把整個北京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但這已是不可能了，王彬認為。現在要做的是能搶救多少是多少。他把這形容為，「北京的百姓和讀書人在用良知與開發商的銀子搏鬥。」
他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整個南鑼鼓巷地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如果成功，這將是一個活著的胡同博物館，將打破北京「世界文化遺產」都是皇宮陵園的局面，端出北京民居的典型，也將遏止貪婪的開發商對這一片的野心。
他認為申請很有可能成功，因為這裡的民居保存了元代甚至唐代坊的形式，這裡是人文薈萃之地，洪承疇、僧格林沁、榮祿、婉容、馮國璋、茅盾等人故居都在此，而且基本保存完好。建國以後，這裡的四合院由於等級高，大部分被首長與國家機關宿舍佔用，時有修繕，保存得較為完好。這裡有北京寥寥幾個私人花園中最美麗的可園……
他現在到處找可資利用的關係，進行說服。雖然他寫了不少文章發在報刊上。但私下的說服有時更頂用。
他同時在進行的工作是，呼籲「40片要連成一片」，就是說4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要自身膨脹，互相銜接起來，而不是各自龜縮，「讓歷史的垃圾給割成支離破碎的東西」。
這時傳來一個好消息，磚塔胡同附近區域的危改計畫有改變，景觀和歷史被提到重要位置。
但在我看來，王彬總是很悲涼的。「它們都已不存在了１王彬撫摩著他的圖冊《胡同與門樓》：東頌年，西頌年，扁擔胡同，蔣家胡同，牛街，南橫東街東段……
(中國青年報 記者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