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農民為「刁民」，整治無所不用其極
１９９４年７月，羅奇芽從部隊回到湖南耒陽老家，向鎮政府詢問現役軍人優撫費的發放問題，鎮黨委書記段人俊、副鎮長曹澤桓一夥人不分青紅皂白對其進行毒打。第二天，羅奇芽的六哥帶他到鎮政府評理，段、曹二人先將兄弟倆銬在籃球架上，剝掉衣服，嚴刑拷打，後又把他們關進一間裝有鐵門、灌有積水，僅高一米半的「水牢」；這還不夠，他們又對羅奇芽兄弟二人刑訊逼供，用鐵釘刺入羅奇芽的耳朵，用鑰匙將羅奇芽雙手的六個指縫鑽得稀爛。鎮裡還糾集人眾對羅奇芽的父母、大哥、三哥進行抄家，打、砸、搶樣樣干絕，把好好的三個家搞得一團糟。（《湖南省衡陽市檢察院檢察長王同慶：我的自敘》，張馳、黃建良撰文，《檢察日報》，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湖南桃江縣委政策研究室兩位研究人員，用「觸目驚心」四字來形容目前農村侵犯農民人身自由的現象。他們調查發現，某縣２４個鄉鎮都發生過這種「侵權」行為，全縣有６２％的村有「侵權」問題，某鄉共有３６個行政村，村村都發生過類似事件。１９９７年元月至１９９８年８月一年半的時間內，某縣檢察機關收到控告農村基層幹部「侵權」信件１２７件。這些信件或者控告農民人格被侮辱，或者控告農民被捆綁、吊打、踩槓、罰跪、火烤、警棒擊打、戴上銬子，還有的被掛上水泥牌子遊街示眾等等。１９９８年２月某鄉黨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與該鄉治安隊負責人一道，借懲治「刁民」為由，採取非法關押、捆綁吊打、火烤、踩槓等辦法，傷害群眾１０餘人。該鄉某村１８歲以上的１９名男性公民，竟有９人被非法拘禁過。（胡文凱、胡國輝「《農村基層行政中」侵權「現象的思考》，《人大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胡文凱、胡國輝的研究也指出，所有這些「觸目驚心」的粗暴侵權行為，都是共產黨鄉村政府的幹部干的，尤其是那些能夠動用暴力工具的鄉村幹部干的，或者是聽命於這些鄉村幹部的治安隊員干的。他們提供的某縣１００件來自基層的控告信件的統計結果表明，有「侵權」問題的農村基層幹部共計１１０人，其中副鄉級以上幹部１８人，一般國家幹部２７人，治安隊員和聘用人員４０人，公安、司法幹部１８人，村幹部７人。（胡文凱等：《農村基層行政中「侵權」現象的思考》，《人大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二百多年前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說，政府的存在，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而在中國農村，侵犯農民人身自由，讓農民覺得沒有安全感的不是別人，正是政府。即使共產黨官方主辦的雜誌，對這種「政府」提出尖銳批評：「一些地方官員、執法部門，『天高皇帝遠』，『我的話就是法』，屁股再髒，也有恃無恐，而平頭百姓呢，若對他們的『土政策』有所違拗，隨時會給你戴上『擾亂社會秩序』、『妨礙執行公務』之類的帽子，不明不白地就將你治了。（蘇北：《你懂多少法？》《半月談》１９９９年第３期）一位叫吳留鎖的農民，司法機關無法證明對他的殺人指控，但卻不肯放人，將其長期羈押，從３０歲一直關押到４４歲。（《法律與生活》，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 「政府」成為一大暴力來源
現今，共產黨的鄉村政府並不向農民提供自由、安全等公共職能，用河南開封一個鄉鎮黨委書記的話說，現在的農村基層政府是一個「整天忙於落實來自上面的各項任務，忙於向農民「要錢，要糧，要命」（曹錦清關於土地家庭承包制現狀與問題之調查，《中國與世界》電子雜誌），１９９８年第四期）的「三要政府」，那些替政府跑褪的鄉村幹部因此變成了「三要幹部」。這個「三要」對農民來說，幾乎是不容商量、不許討價還價的。而且，在「政治承包制」的壓力之下，農村各級幹部必須按照上級領導的要求，保證按時、按量完成三大任務。於是，一些鄉、鎮政府的領導開始「指使公安幹部參與鄉統籌、村提留款的收取，有的到農民家裡強拿財務，有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隨意打人，有的動輒抓人關人，以致近兩年涉及裡面負擔的惡性案件時有發生。」（黃延信：《農民負擔過重的制度性根源與對策》，《中國農村經濟》，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４０頁。）「提留統籌，計畫生育罰款，不管農戶有什麼困難，推行計畫種植，變動土地承包，不管農民有什麼意願，一律強行到位，稍有不從，便要動點粗的，來點硬；遇有干群矛盾，往往不由分說，便將農民請進『學習班』，去蹲『小黑屋』，甚至動用專政工具，非法拘禁，濫施酷刑。有含冤者驚呼：『拳頭政府管百姓，王法哪裡去了』」（蘇北：《你懂多少法》，《半月談》１９９９年第三期）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國務院研究室編印的一份題為《農村貫徹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後的一些情況》的材料中反映，湖南冷水灘市牛角壩鄉對欠交定購糧的「釘子戶」掛牌遊街示眾。道縣詳林鋪去召開萬人大會，將５名多年欠交定購糧的「釘子戶」，拉到主席台上公開亮相。岳陽縣西塘村農民劉學義，去年因災欠交提留款６０元，今年新攤上交款１０１．９６元，鄉政府規定所有上交款、定購糧必須在８月２０日前完成，而劉只完成了定購，未完成上交款；８月２１日，鄉負責同志帶領幹部到他家裝走稻穀６麻袋，雙方為此發生爭吵，鄉幹部便把他捆綁起來押到鄉政府，並於次日召開萬人大會進行批鬥，同時被批鬥的共有８人。（余國耀：《一九八九年的中國農村》，《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１９４－１９５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三要」政府加「政治承包制」，使農村幹部上下沆瀣一氣，形成對付農民的各級政府同盟。每當基層發生農民人身自由被剝奪的情形，農村基層黨政機關往往互相包庇。１９９９年，山東臨朐縣臨朐鎮月莊村村民，因村委會換屆選舉不民主、出賣耕地建私房、財務不公開等問題，多次到鎮、縣兩級政府上訪告狀，鎮、縣兩級政府不但不督促該村糾正錯誤，反而替該村支部書記李安興開脫，４月５日該縣出動公安干警抓走３名上訪群眾，４月６日又出動３０多名公安干警和９輛警車，在村支部書記李安興的帶領下，在村裡到處抓人。（王華興：《村務真正向百姓公開》，《人民日報》，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第１２版）
☉ 警察禍害甚於匪
按照國家功能的定義，警察部門被賦予的所謂「暴力」，是用來為老百姓提供「安全」的。但在今天的中國，警察功能已經異化為鄉村安全的一大禍害。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９日，一個流浪的前鄉村女教師劉桂文突然被黑龍江呼蘭縣許堡派出所叫去，逼迫她承認與村上幾十個男人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一個弱女子在辱罵、拳腳、電棍夾擊下，胡亂在派出所提供的名單上認下了十來個人。隨後，這個派出所以「賣淫嫖娼」名義對轄區的五、六十個農民每人罰款５００到４０００元。警察和治安聯防隊員先對這些人嚇唬一陣，說劉老師已經認了，交罰款吧，讓家裡盡快墊兌５０００元錢。第二天早上，交不上錢的人，被罰「坐飛機」。一個農民回憶說，警察交給他一截塑料管子，要他看誰「坐飛機」做得不好就打誰，否則打他自己；隨後，被警察胡亂抓來的農民被帶到院子裡，一根繩子貼著內褲將他們串起來，再逼迫女教師劉桂文牽著繩子繞圈跑步半個多小時。
１９９８年２月，呼蘭縣周化村村民委員會選舉，村民裴英軍的親屬未能選上，裴便開列了一個４０名賣淫嫖娼的「黑名單」，交給許堡派出所。當天夜裡，「黑名單」上的賣淫女王淑雲被派出所民警和治安聯防員「從被窩中拽出」，銬著雙手帶到派出所，王淑雲在副所長周廣才、治安聯防員常大權的「開導」下，按名單提供了一長串人名。２月１９日，在被留滯４０多個小時後，王淑雲交完罰款回家。被王淑雲胡亂供出來的嫖娼成員、副村長裴勝利說：「２月１６日夜裡，我被連騙帶抓弄到派出所，扔進又黑又小的留滯室，已經有幾位村民在裡面。這時，我才知道被抓來，是說大夥都與王淑雲有不正當男女關係，說是王已經承認。我不認，堅持要與王對質。後來，副所長周廣才和治安聯防員常大權審我時，看到王，她披頭散髮地坐在鐵椅上，帶著手銬，臉上都是傷。我喝問，咱倆到底有沒有事？王看著我，足足有三四分鐘沒說話。這時，常大權用電棍點著她的骼膊說：『按你交待的說。』王渾身抖著，這才低著頭說個『有』字。」 據採訪的記者瞭解，類似許堡派出所的這種假「賣淫嫖娼」罰款事件，在許堡鄉其他六、七個村子都有存在。許堡派出所所長付文廣自己也承認，之所以這樣做，只是為了「彌補經費不足」。呼蘭縣公安局局長高文華證實，許堡派出所通過這種方式罰得近１０萬元，而據記者證實，實際罰款數為１５．７萬元。（董時文：《以掃黃為名敲榨農民》，《中國青年報》，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
另一件披露出來的加令人髮指的警察暴行事件，發生在廣東省普寧市。一個派出所的六名警察，未經人任何法律程序，便將四名農民槍斃，然後，當地公安部門向新聞機構編造謊言，普寧電視臺於１９９７年８月９日在新聞報導中說：「８月７日下午５時許，四名歹徒持槍竄入東西南村一村民家並搶去家中財物，我民警迅速出擊抓獲歹徒。在押解途中，４名歹徒撞開車門脫逃，公安民警在鳴槍無效情況下開槍擊斃４名歹徒」。經廣東省公安廳查明，這是一起被７名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