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歲的仲大軍，文革期間正值初中，學習力最旺的年代卻被迫棄學下鄉，大陸人俗稱他們「老三屆」，這一代人臉龐歷經風霜、內心飽受滄桑。
文革後以二十六歲「高齡」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的仲大軍，雖曾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官方研究機構待過，但成長於亂世的仲大軍，深知知識份子經世濟民的重要性，實在看不慣在專制體制束縛下唯唯諾諾，三年前毅然脫離，自行創辦「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開始體制外的學術研究，正式走上這條艱苦卓絕的不歸路。
其實，北京像仲大軍一樣硬骨子的學界人士還有不少。原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的劉軍寧，由於長期對當局大一統觀念和專制政治體制進行批判，得罪當道，甚至傳說被江澤民直接點名，最後只得離開社科院，太太在建設部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曾經獲得哈佛大學研究獎金的劉軍寧在回國後，目前工作掛在文化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他自己也成了「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希望能盡所學，為中國改革付出心力。
此外，八十年代未曾在國務院體改委工作的曹思源，以及七十多歲、原在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工作的茅於軾，他們都是大陸知識界的良心，經常發表當局不喜歡的政、經言論，兩人都被排除於官方掌控的學界核心之外。
五十多歲的曹思源與茅於軾對當前中國的政經現況都有犀利的見解。為了貢獻所長，曹思源成立「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由自己負責中心各項業務；茅於軾則創設「天則經濟研究所」，由於年事高，他已將研究所交給不到五十歲、原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盛洪負責。
雖然這些中國學界硬漢近年來紛紛成立體制外的智庫，以尋求謀生和立論，但他們心裏都知道，中國民間智庫的能量、特別是社會科學界其實還是很弱小的，官方幾乎壟斷所有的資源，民間學者有如鳳毛麟角，他們要在夾縫中求生，困難重重。
「政府對民間智庫有歧視，我們很難在社會上展開活動。多數單位都不敢請我們演講或擔任諮詢顧問，被官方掌控的媒體也不敢報導我們的言論或文章。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沒有飯吃。」北京一位民間智庫人士分析說。
除了斬斷經濟來源外，官方打壓也時有所聞。今年初，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會邀請劉軍寧晚上到該校演講，結果準備開講時，突然停電，演講只得終止；「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打算聯合舉辦會議，但人大主辦方受到上級壓力而取消。
中國的智庫約有兩千五百個，幾乎全數是官方的，研究人員約有三萬五千，後勤服務人員更高達二十七萬。至於這些官方智庫中，比如胡鞍鋼的「清大國情研究中心」、樊綱的「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和林毅夫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一般文章、議論與民間智庫學者有很大的區別，有自由派學者甚至認為，他們有時講話「比官員還要官員」。
仲大軍就批評說，歷史上中國思想界其實一直很活躍的，但這三、四萬學者受到政府體制的束縛，很難有所創新，這實在是人力資源極大的浪費。當前中國的知識界，最缺的就是「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
目前北京多位民間智庫學者都在努力向社會下層扎根，他們多非權貴階層出身，是自由主義的忠實信仰者。他們強調，目前最關心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希望政府各項措施能更多的傾向勞苦大眾，不要為富人和權貴撐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