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安事變中蔣介石、周恩來會面的問題，向來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但迄今為止，研究者並沒有多少收穫。在過去，大陸學者依據周恩來當年的電報，斷定蔣、周曾經會面，蔣且許下諾言，然而卻說不清見面的具體時間；臺灣學者過去則往往否認有見面的事實，當然更不承認蔣有任何許諾，可是卻無法證明周恩來電報純屬虛構。所以會弄出這許多論來，關鍵在於事變後公布的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和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記述了宋、週會面的情形，對蔣、週會見卻未置一詞。儘管蔣、宋事變後發表之文字，事實均為其幕僚手筆，但既以蔣、宋名義發表，又經蔣、宋親閱親改，一般人自然會以此為據。故這些文字給人印象很深。人們通常據此認為，周只見過宋美齡，並未見到蔣介石。再加上張學良事變後即被關押，失去自由，一九五六年底雖寫有所謂〈西安事變反省錄〉之文字，對此也毫無記述，周恩來之電報遂成孤證。爭論亦由是而生。
正因為如此，蔣、週會面一事，遂成為人們格外關心的問題。張學良剛一恢復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 (NHK)電臺記者，就抓住這個問題對張學良窮追不舍。問：「蔣介石和周恩來曾在西安會面，當時您在場嗎？」張當即擺手錶示不願回答，說：「這是尖銳的問題，請不要再問了。」但依張之性格，張又忍不住要說明：「我不但在場，而且是我領周恩來去見蔣先生的。」等到記者進一步追問：「您願不願意談當時他們談話的內容？」張則再度搖頭拒絕，稱：「對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不應該出自我的口，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而後，美國之音記者也特別提出這個問題，並特別詢問：是否周、蔣及您三人的單獨會面對結束事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張的回答再度表現得很猶豫，稱：「此事現在我應該說不應該說，你教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後還是忍不住談了幾句，說：「周恩來見蔣先生是我領他去的，那時蔣先生身上稍微有點傷，他們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實在外面很大的是謠傳，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他問候蔣先生，蔣先生也見到他。他自承是蔣先生當年的部下。可說三個人並沒有談什麼。」
張學良關於蔣、週會面欲言又止的態度，無疑更增加了人們的好奇感。而張所謂不願意傷害他人，說到底不過是因為蔣介石、宋美齡都早有公開文章擺在那裡，隻字不提蔣、週會面之事，張不能不顧及當事人不願提及此事的態度。不過，不管張學良的證言在披露令人備感神秘的蔣、週會面內容方面能否滿足多數人的好奇心，它畢竟證實了蔣、週會面的事實。這意味著周恩來的電報可信。
說法各異迷霧未除
細讀蔣介石〈西安事變半月記〉和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發現蔣、宋二人其實也並未直接否認周恩來有見到蔣介石之事實。有些學者對此力持否定態度，很大程度上看來也是基於對蔣之崇信而發生的一種誤判。所以有此說法，除張學良之言已證實此種判斷不當外，具體討論蔣、宋當年發表之文章，亦不難發現二人不過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並存心在文字上預設迷宮而已。 已知周恩來、宋子文、宋美齡開始談判為十二月二十三日。雙方談判達成一定妥協並經蔣基本認可後，才有周恩來見蔣之可能。而蔣、宋、宋二十五日下什即離開西安，故周見蔣只能是在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蔣離西安前之兩天之間。可是，蔣公布之〈西安半月記〉，這兩天之記述十分簡單，並無隻字片語提到這方面的情況。倒是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隱約提到：二十四日，張學良「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委員長所不願見者。余與此人長談二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次日餘又見彼，囑其轉告各方，反對政府，實為不智，並歷數最近十年來稱兵作亂者皆無倖免之史實。」在這裡，宋隱約承認與周見面，卻又強調因「委員長所不願見」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難免會使人得出錯誤的印象。
不過，縱使我們能夠確定周恩來見蔣之事實，依據周、張二人的說法，卻依舊無法充分得知周恩來見蔣時所談之內容，甚至也難以確定二人見面之時間。這是因為，目前公開談到周見蔣談話內容的文字，只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蔣、張離開西安後周發給中共中央的一封電報。電報文字十分簡略，它只談到五項內容。一是談「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說宋子文絕對負責組織滿人意的政府，肅清親日派，同時兩宋均保證停戰撤兵，擔保蔣停止剿共，準備改編後統一指揮，發動抗日；二是談他見蔣情形；三是談蔣、宋、宋要今日走，楊虎城和他認為應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證，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飛洛陽；四是對形勢估計，認為問題不大，宋子文很有誠意；五是強調仍應加強戒備，以防萬一。在第二項談他見蔣情形時只有簡單幾句話，即「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從上面的文字當中，我們顯然無法判斷周見蔣的時間，而僅依周個人之敘述，我們也難以周所述之三條，即為二人談話之內容。畢竟張學良有所謂只是周向蔣問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並沒有談什麼」的說法。
蔣介石密檔透露事實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臺北國史館所藏大溪檔案（即蔣中正檔案）對外開放。其中披露西安事變期間各種檔案資料甚多，尤以根據蔣日記類抄編寫之《困勉記》（卷四十）對蔣事變期間目睹及經歷之史實，記述較為客觀。比照蔣之〈西安半月記〉，不難發現前者重在記述史實，而後者則側重宣傳，為求宣傳之效果，其在內容上自不能不有相當之修改與刪節。對此，雖因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加以對照，但略做比較，相信多數讀者亦可發現《困勉記》中所述當更為真實。
如十二月二十三日條，依〈西安半月記〉，內容如下： 與余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確已動搖，不復如前之堅持，但余絕不存絲毫僥倖之心，蓋唯以至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而後可以俯仰無愧，夷險一致，且為戰勝艱危唯一之途徑也。妻欲余述總理在廣州蒙難之經過。余為追述之，妻謂余曰：「昔日總理蒙難，尚有君間關相從於永豐艦中，相共朝夕，今安從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無足異，情勢互不相同，來此均失自由，即赴難亦何益，且余知同志與門人中急難之情。無間遐邇，非不欲來也。余雖無赴難之友生，而君數千里外冒險來此，夫妻共生死，豈不比師生同患難更可寶貴乎？」是日，子文與張楊等人會談，約半日，對於送余回京，眾意尚未一致，夜，子文來言，謂：「當無如何重大之困難，決當做到不附任何條件，而脫離此間，誓竭全力圖之耳。」
在這裡，蔣隻字未提這時已是重要談判對象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而《困勉記》依據日記則並未迴避本日中共參加談判之事實，及周恩來已提出見蔣之要求等情況。稱： 晨醒在床，語夫人曰「此事癥結在共黨，共黨代表周恩來要求見余，余堅持之。今可令宋子文與之相見，察其態度如何再定對付方針。惟余終不願與相見。如彼此要見，夫人可代見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見，謂「已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會談，無甚難題，惟要求委員長與之一見已足。雖不談話亦可。」公乃令於明日十時與夫人相見。
比較以上兩者，不難看出其間的不同。由《困勉記》二十三日條，對蔣、週會面問題可得兩點重要收穫：
第一，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齡與周恩來、張學良、楊虎城談判，乃得蔣批准而後行之。第二，周恩來第一次見宋美齡之時間可確定為二十四日上什十時，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見蔣，蔣未同意，但二十三日談判後蔣已鬆口，同意先由宋美齡接見之。
再如二十四日條，依〈西安半月記〉，內容如下：
西安諸人中，對昨與子文所談，忽有提異議者，聲明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前，決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懌，余坦然置之，不以為意，以本不作脫險之想，亦無安危得失之念存於此心也。旋彼方所謂「西北委員會」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條件囑子文轉達，子文決然退還之。謂：「此何能示蔣先生？」已而張漢卿果出而調停，謂「不能再弄手段，否則張某將獨行其是。」遂又將所謂條件者自動撤回。一日之間變化數起，至夜間，又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執幾決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這裡仍未見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來之處。而《困勉記》則明記曰： 上什，共黨忽提七條件，並言中央軍未撤退潼關以東仍留蔣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與昨夜所談者相反也？此必張學良故使共黨作黑麵，彼乃賣情討好以為將來諒解之地也。」乃囑宋子文退回條件，並囑轉言「此條件不能視蔣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張學良，張學良出而調解，未幾，入見謂「已痛斥之矣。共黨不再言條件，惟要求見蔣夫人時順見蔣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囑張學良曰「爾必同來。」晚十時許，周恩來見夫人已，夫人導入，公已睡起，而與之握手相見，曰「如有事可與漢卿詳談。」周恩來乃辭出。
兩兩比較，亦可看出其顯著之差異。而由《困勉記》二十四日條，對蔣、週會面問題仍可得兩點重要之收穫：第一，周恩來第二次見宋美齡的時間可確定為二十四日晚十時前；第二，周恩來第一次見蔣的時間為二十四日晚十時後，且由宋美齡引見。惟因蔣已睡下，雖起而與周握手相見，但雙方似未多談周即知趣而退。
兩人談了什麼？
又如二十五日條，依〈西安半月記〉，內容如下： 晨，子文來言：「張漢卿決心送委員長回京，唯格於楊虎城之反對，不能公開出城，以西安內外多楊虎城部隊，且城門皆由楊部派兵守衛故也。張意擬先送夫人與端納出城，先上飛機，對外揚言夫人回京調解，委員長仍留陝緩行，然後使委員長化裝到張之部隊，再設法登機起飛。」未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