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發生至今，各種說法在中國大陸內外流傳，模糊了許多關鍵問題的焦點，其犖犖之大者有幾：
一、首發病例資料至今未見公開。香港文匯報曾披露，SARS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病例是二０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廣東省佛山市的龐姓病人。但稍後大陸媒體報導另一初期病患黃杏初時，將之稱為首例病人。不過，北京日報在登載時附加過說明，指黃杏初並非真正的首例病人，因為其發病時間已是十二月。可是當新華社轉發這則報導時，卻沒有說明此點。由於在流行病學調查上，初始病例相當重要，而據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不願具名的專家透露，該中心已經掌握廣東SARS最初十數名患者的資料，其中包括黃杏初，然而對於龐姓病人，他則不願多說。顯然黃杏初已被誤導為首例病患，轉移了外界追蹤真正首例患者的視線。
二、廣東第一波發病高峰患者人數不明。中國大陸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齊小秋承認，早在今年二月中國大陸就已出現SARS第一波高峰，地點以廣東等一些城市為主，但齊小秋並未說出確切的爆發範圍和人數等資訊。不過，今年三月，廣東省衛生廳官員曾經透露，到二月底，廣東感染SARS的個案達到八百多例。可是，直到五月三十日，中國大陸衛生部副部長高強，還在記者會上採用截至二月九日廣東發病三百零五例，死亡五例的數字，給人一種廣東當初疫情並不嚴重的印象。其實，廣東省在二月中旬就產生社會恐慌、搶購藥物等現象。。另據抗SARS名氣很大的鐘南山表示，SARS在中國大陸的死亡率不會超過百分之六，但以此推算，上述廣東三百零五例患者死亡五人的統計也無異天方夜譚，使人難以置信。何況在大陸的網站上，對於百分之六的說法也有人很不以為然。
三、信息傳遞不通暢成為控制疫情不力的藉口。五月三十日，中國大陸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在記者會上承認，信息傳遞不通暢造成初期防治SARS的被動局面。但事實上，早在今年一月下旬，衛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就已派出專家與鐘南山等人在廣東瞭解疫情，並且於一月二十二日寫出一份調查報告，以廣東省衛生廳二號文件形式，發到全省各地市級以上衛生局和疾控中心。這份文件後來經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馮鎏祥證實，題為「省專家組關於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報告」，文長共四頁。農曆年前，這份文件發到廣東省各主要醫院，而且至少到了二月四日，就有醫院反映SARS有強烈傳染性。這個反饋訊息，應早在今年二月就已為衛生部知悉，所謂信息傳遞不暢就無法當作北京抗煞坐失先機的理由。
四、儘管北京自四月二十日起，每日公布SARS病例，但是外界對統計仍存懷疑。例如一開始公布的數字是報告病例總數，之後區分為診斷病斷和疑似病例，再後特別強調診斷病例中有多少是由疑似病例轉來，然後特別突出新增確診病例，這樣細分的作用，就是給人疫情直線下降的感覺。至於具體的數字問題就更多，以廣東為例，今年二月發病人數至少八百人，三月份三百六十多人，兩個月就達到一千一百多人，但是四月二十日高強公布廣東的累計報告病例為一千三百零四人，等於從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再加上四月的前十八天，廣東僅有兩百個病例，以SARS初期病人往往一傳數十而言，這個累計報告病例數字就根本不可信。之後在此基礎上累計的數字及其他地區的統計，又怎能令人信服。所以，指出中共自SARS爆發以來，玩弄數字和文字遊戲以欺愚大眾並不為過。仔細研究一下已公開資料，廣東省在二月十一日首度公布局部疫情後，當地媒體接下來的報導仍繼續聲稱疫情已受控制，就不難理解隱藏在表相背後的政治運作真相。這其中所反映的問題，不僅是中國大陸資訊落伍的問題，還涉及更深入的專制政體運行慣性等制度性、結構性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