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央視看到這一利好信息,我和妻子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另一條災難信息猶如悶雷炸裂在頭頂。而此刻,窗外正是電閃雷鳴,大雨滂沱。莫非通過糾正制度人禍而使天災SARS逐漸趨緩之後,就注定了政治SARS病毒的瘋狂發作?
電話鈴響起,是楊子立的妻子陸坤。
「劉老師,今天上午,子立他們被判了重刑,誰也想不到這麼狠……」她在電話裡哽嚥著說。
「幾年?」我急切問。
「十年、八年……徐偉和海科十年,子立和宏海八年……劉老師,政府為什麼這麼狠?……」陸坤說不下去了。
「劉老師,徐偉是好人,我能擔保……為什麼這樣對他……」這是徐偉的女友王英的哭音。
聽二人的哭訴,我也驚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十年?八年?
儘管對「新青年學會」案的結局,我早有心裏準備,知道這個制度的本性是,既然抓了人,就決不會善罷甘休,不管有罪無罪,也不管證據是否充足,結局一定是判刑,以此顯示獨裁權力的威懾力和偉光正。然而,四人都是來底層並關心底層的青年,他們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反而盡做實實在在的大好事:為民工子女的教育做義工、下基層農村搞調查,為農民的悲慘處境吶喊;四人湊在一起討論現實問題,楊子立創辦思想網站,也是在為中國的和平轉型籌劃,希望中國能夠走向自由民主。四人在被捕前也沒有中共眼中的「前科」,不是中共所定義的「異見分子」,徐偉還是中共黨員,在北師大讀書時主持過的「農民之子」活動,還上過央視。
基於以上理由,我和大多數朋友的估計:至多判上三年五年。近些天,我也估計到了,趁著國際社會聚焦於SARS之機,中共在5月9日已經對姚福信、黃琦等人進行了宣判,也很可能接著宣判「新青年學會案」。然而,如此重判,實在超出我的最悲觀的估計。之後,馬上與幾個一直關心此案的朋友通電話,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震驚和憤怒。看來,就連我這個與專政機關打了十幾年交道的「老異己」,對這個制度的殘忍仍然估計不足。
如此優秀青年,卻接連遭遇野蠻制度的迫害,先是秘密逮捕、超期羈押和兩次開庭,已經是欲加之罪了。現在又趁SARS之機重判四人,更是肆無忌憚的迫害,且盡顯其機會主義的狡猾。
晚上,陸坤、王英和張宏海的哥哥張宏圖來我家。因為平日裡不太愛見客的妻子,今天卻執意要請他們來家裡吃飯:非常時期的非常災難的承受者,多需要一次傾聽、一句安慰、一頓晚餐、一種家的溫暖。
一邊吃著簡單的飯菜,一邊聽三人輪流敘述法庭上的痛心見聞,自然伴隨著含笑的淚。
他們說:四人被帶進法庭後,其他三人比較鎮靜,只有徐偉顯得激動。法官剛剛說話,徐偉就高聲說:「我要控告北京市安全局,他們用電棍打我的太陽穴……」當法官和法警企圖制止徐偉時,誰也沒有想到,徐偉高喊著「我死也不回去」,一頭撞向法官席的桌子,當場倒地。三個法警蜂擁而上,企圖將徐偉帶離法庭,徐偉死死抓住桌子,直到五個法警一起把他抬出法庭。之後,四人被帶出法庭一段時間,等再次開庭,既沒有律師的辯護,也沒有被告的最後陳述,只是法官飛快地跳躍式地宣讀了判決書。
出庭的家屬們還未從驚恐中醒來,四人的青春年華被漫長的監獄生涯所剝奪的命運就被決定了。整個過程只有幾分鐘。
「我實在不忍看徐偉那麼絕望的表情,知道他真的死也不想回看守所。他在裡面一定吃盡了苦頭。」王英抽泣著說。
是呀,曾經作為優秀學生會幹部和黨員的年輕徐偉,怎麼能夠想到自己會成為這個黨的「敵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處以十年重刑!
「我不敢正視弟弟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怎麼對身患癌症的母親說……」宏圖也終於抑止不住淚水了。
我無言。只在心裏對宏圖說:去他媽的「男兒有淚不輕彈」吧?誰規定的?如果哭出來會讓痛苦緩解一些,讓壓抑釋放一點,哪怕僅僅是暫時的,那你就哭吧。陸坤和王英一直在哭,你為什麼要強忍著?
這個專門踐踏人權和讓良知者受難的制度,只能建立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個體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淪為「政權敵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種「我會例外」的心理,純粹是一種懦弱的僥倖,而要讓這僥倖變為「幸福」,人性就必須與野蠻進行有辱尊嚴的交易:用出賣自己的人權和甘當順民來換取溫飽和安全。也就是在政治SARS的威懾之下,心甘情願地戴上「精神口罩」。即便如此,一夜之間淪為「敵人」的例證仍然比比皆是。「新青年學會案」的冤屈,就是政治SARS的最新犧牲品。
這出以天大的鬧劇開幕的怨案,終於在SARS危機中以慘劇悍然落幕。SARS病毒封住了個體的肉體咽喉,政治SARS窒息了群體的精神咽喉,使一個民族無法自由呼吸。天災SARS是突然降臨,也不會延續太長時間,而延續了數個世紀的政治SARS,釋放出無所不在的恐懼毒素,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已經由來已久,持續地引起精神高燒和表達乾咳,深中毒的國人甚至不敢呼吸。而那些敢於爭取自由呼吸的良知者,僅僅為了抵抗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就被政治SARS的暴力口罩封住了咽喉。
「新青年學會案」的殘酷結局,應該令國人清醒:如果自由呼吸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那麼,抗拒扼住咽喉的政治SARS就是每個人的天賦責任。與其寄希望於明主清官的良心發現,不如從每個人的拒絕政治SARS的毒化做起。
政治SARS滅絕之日,才是我們自由呼吸之時。
2003年5月28日於北京家中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