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三年前完成的採訪實錄，當時由於有些事情公開發表可能會傷害一些人，所以被冷藏了起來。如今雖事過境遷，但中共國間諜學校的這一駭人聽聞的故仍然會讓人聽了毛骨悚然。
本口述筆錄描述的共產國間諜學校內幕，一般媒體少有報導的。LSM以她親身經歷，向世人揭露了共產政權的邪惡與血腥；既使是對那些忠心耿耿為共產國家賣命的間諜特務，也是拉完磨殺驢，手段之狠毒殘忍更不遜於對待它的敵人。
在共產社會，出生反動家庭的子女通常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當一輩子的人下人。然而，當共產國家利益需要時，人們怎麼會想到它竟能不擇手段地將這些所謂「狗崽子」訓練成為其火中取栗的政治竊賊。由此，人們可以更進一步看到共產黨匪的邪惡與陰險。張世宜的淒涼下場，LSM的悲慘人生，給那些現今仍死心塌地為共產服務的特務們敲響了警鐘：趕快懸崖勒馬、投奔光明、反戈一擊吧！否則你們的結局將更加淒涼、更加悲慘。
最富喜劇性的是，所謂的「民運份子」也捲進了LSM的悲慘人生。那些在美國標榜民主、自視「精英」的人物，原來竟是昔日共產暴政的幫凶和打手。今天，他們雖然鑽入了民主社會，改頭換面、偽裝進步，但他們附虐、貪婪的本性卻永遠不可改變，文中管淑琴的那付嘴臉就是最好的明證。
在此，我們還想告訴讀者，當我們向自民黨主席倪育賢調查管淑琴敲詐案時，我們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認和辯解，而是：「你反你的共，少管閑賬！」聽到如此蠻橫的答覆，朋友，你對「民運」會產生什麼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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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教授犯罪----保衛黨國的秘密間諜學校
我叫LSM，四五年出生，今年五十五歲。六一年（十六歲）我進入共產軍七四三部隊，內部名稱是七四三部隊技術學院，隸屬總參科委，地址是北京永定路甲十二號，八○年我找學校落實政策，才知道該校現已劃歸國防科委管轄。這個學校，實際上是共產軍總參謀部培訓專業間諜人員的秘密學校，校園分紅區、黃區、藍區、綠區，周圍居民只知道部隊番號，不知道學校究竟是幹什麼的。當時，該校為師級編製，院長兼政委是張國平，少將軍銜。早晨出操時可見，全校有二百餘學生，教員估計也有幾十人，編成若干區隊，區隊下面設五到六個班，每班有五到八名學員。
我是二區隊的，全隊總共有三十多人，隊長兼指導員是ZP。我那個班學C專業，班長LFX（女），是部隊指定輔導我們學習的，年齡比我們大，好像是四川人，當時有二十五六歲。這個學校的特點是老帶小，故指定用高年級學生當班長。
該校有A、B、C、D四個專業，學員規定要學二十九門課程，十二年才能畢業。學習的內容包括：軍訓和階級教育、認識以黨為基礎的國家、保密教育（規定五年內不准同親友來往、外出必須三人結隊相互監督，通信需經區隊長檢查）、七種語言（我學的是英語、俄語；因我屬沿海組，還要學閩南話）、交際、招待、機要、無線電密碼傳文（當時我使用過A3、4B之類的電報密碼）、切斷截收（即插入敵方通訊取而代之）、陪同（跟蹤）、打掃整頓（用萬能鑰匙開鎖、竊秘）、機械（開汽車、修車、破壞汽車）、情報（軍事、科技、商業情報的竊取）、偵探、麻醉、毒殺、掩護職業等。這些內容，有的有教科書，有的用講義，也有口授的。我對外的公開身份是護士，所以像我這樣學醫的學員，每天還得由隊長帶著步行十多分鐘到附近的三○一醫院衛校學習。衛校放學回來後，我們再學習自己的專業科目。
帶我的導師是張世宜（女），三十歲左右，她會一口流利的俄語、日文、法文、英文，好像是蘇聯培養的，我的所有專業課程都是她教的。學校有嚴格的保密規定，同區隊不允許串班、同班同學誰也不許互相打聽，所以對導師張世宜的情況，我什麼也不知道。後來，我同導師一起在天津被公審、批鬥，我才知道她是從天津公安局調到學校去的，她屬於天津市公安局長江峰（萬江集團）那條線上的，當時江峰也被打倒了。
最初，同我同住的同學叫LZ，與我同歲，和我學同一專業，據她說她在瀋陽長大，其父是原籍江蘇的工程師，我們在一起住了一年。我們的宿舍通常一年一換，也有幾個月一換的，換的時候不但換房，還要換樓，換黃區樓、綠區樓、白區樓。從二年級起我就一個人一個房間了，還有一段時間我、李途同導師住在一起。李途是三區隊的一個男孩子，也是天津來的，張世宜專門帶我們兩個，所以我們在一塊住，這也是以後我們因導師的事挨整的原因。導師同我倆住的房子非常豪華，平常我們一起去食堂吃飯，一起打乒乓球娛樂，一起聊天談家常，一起討論她教我們的專業，所以我們同導師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這樣大約共同生活了兩年。
*培訓共產間諜----「反動」家庭出身成了烈士子女
我的祖爺爺好像叫LGZ，系國名黨將軍，抗日時在蘇北被共產黨打死了。我爺爺原來也是國民黨的，我父親叫LZD，是醫生。共產黨進城前，我們家有許多房子，是天津市有名鐵門L家，人們都管我爹叫 L四爺，現在的天津南門西公安局派出所就是我的家。共產黨打天津，我哥哥、姐姐跟我外祖父和大舅一起去了臺灣。我父親是守財奴，他捨不得天津的產業，留了下來。當時留在天津的還有我媽、我弟弟和我。四九年前，我父親在救世軍系統開了一家醫院，該院位置就是現在的天津骨科醫院。共產黨搞資本主義改造，父親的醫院被公私合營了，父親不能再當醫生，只能在醫院裡當藥劑師。五七年反右，父親成了右派，被共產黨送到天津聯合木材廠監督勞動。
在專門強調階成分的共產社會裏，像我這樣出身的女孩子，通常都是被踩在社會底層、平平庸庸度過自己一身的，不大可能有什麼奢望。然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蔣介石反攻大陸，卻讓我的命運出現了奇蹟般的變化。
我上初中時，在學校裡唱歌、跳舞是出名的。從五九年起，我經天津液壓氣工廠推薦，參加了天津職工業餘演出團。記得那是六一年「五一」節前夕，在天津市馬場道舉行了一場青少年慰問公安、警備部隊的演出，我獨唱了一曲「我的祖國」，結果被招兵的看中了。第二天，部隊就派人到我家來找我父母談話，表示要吸收我參軍。當時，我的出身和年齡都不夠參軍條件，招兵負責人閻寶琪就替我偽造了一個烈士子女的身份，又替我多報了一歲，就把我招進部隊了。到了部隊後我才明白，共產黨感興趣的是我家的海外關係，閻寶琪實際上是替總參和公安部招收特種（間諜）兵的。當時他們招兵的條件是：一、有嚴重海外關係；二、外貌俊俏；三、口齒伶俐；四、頭腦反應靈活，我被認為完全符合這四個條件，所以馬上就被選中了。
到了部隊以後，我被送到天津警備區（原六十六軍）一九六師文工隊當演員，讓我在那裡先熟悉一下部隊的環境。三四個月以後，我就被轉送到了最終的目的地----七四三部隊技術學院。
*血腥的間諜學校----無辜青年陪綁、殉葬
六五年，全國都在大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兩條路線鬥爭的弦已經越繃越緊了。那年的八月十五日，組織突然指定我結婚，他們給我找的男人是我們學校警衛部隊的指導員、比我大十多歲的XQZ。住在學校附近的北京市民並不知道七四三部隊還配備有專門的警衛部隊，還以為是駐守北京的「二炮」部隊。XQZ四九年當兵，苦熬了十六年才當上了個連級幹部，這次學校為了以後間諜工作的需要，他這個老實人才幸運地揀了我這個黃花姑娘當老婆。
大革文化命開始，學校出了許多批判吳含、廖沫沙的大字報，當時實際年齡只有十九歲的我，對於什麼是殘酷的政治鬥爭還什麼都不懂。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完課貼完大字報，區隊突然告訴我有特殊命令，要我馬上收拾東西，立刻離開學校返回天津。下午兩點鐘，負責押送我回去的班長、指導員來了，同來的還有學校保衛部一個姓劉的，這時我才發現，被送回去的還有李途。
到了天津，我們先是被安置在天津警備區招待所，第二天警備區保衛部的張部長和一個姓蓋的向我和李途宣布：從現在起你們開始反省、交代你們同導師張世宜的問題，並且禁止回家、禁止向外面打電話。我們被轉移到警衛連旁邊的兩個屋子裡，失去了行動自由，實際上是被軟禁了。當時我們很傻，還以為這是組織對我們從事間諜工作的考驗，所以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寫。
大約是在六月三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向我們宣布：你們有嚴重海外關係，並且已經打入部隊的核心組織，部隊和公安局將對你們進行嚴格審查。就這樣，我被送進了楊柳青軍人監獄。在那裡，盤問我的主要是張世宜的情況和我們家的海外關係。審訊員說：我導師是裡通外國份子，要我交代導師的事情，交代我幫導師都幹了些什麼，但按照學校的保密規定，對於導師我的確什麼也不知道，結果我被認為態度極端惡劣，拒不交代問題。
我被關押時肚子裡已經懷了我的大女兒，從六六年一月起就有了身孕，審訊時他們一直罰我站著，強令我交代問題。六六年九月九日，他們把我從監獄送到黑五類病房，在那裡我生下了我的大女兒。生完孩子，他們叫我丈夫把孩子領走，然後把我送到大理道三十號清理指揮部接受審查。在那裡，他們要我說導師怎麼教學生耍流氓、勾引男人，要我交代父親參加三青團的歷史，甚至逼我編造丈夫的反共言行。我實在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說，我總不能無中生有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他們就說我嘴硬，用煙卷頭燒我，用皮鞭、棍棒抽打我。後來，他們又把我捆在樓道的柱子上，在我的脖子上套上鐵絲，下面墜上方磚，一個小時不交代就加一塊磚，加到第三塊人就支持不住、昏過去了。挂磚和慘無人道的毒打，使我至今患有嚴重的頸椎骨折後遺症。更使我難忘的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我生完小孩後才十多天，他們為逼我交代問題，把我關進了水牢。
那水牢，十多平方米大，中間放著一個小圓凳，屋裡陰森森的伸手不見五指，裡面灌滿了陰溝水，水有一尺多深，每天只給兩頓窩頭加咸菜充飢。我在水牢裡足足被關了四十八個小時，人坐在凳子上，兩隻腳被水拔的鑽心地疼，要是一打盹，就摔倒在水裡，渾身上下全都濕透了，凍得上下牙緊咬、渾身打顫，那種讓人不死不活的陰森恐怖的滋味，實在不如早點死了算了。
< br>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津市在天津大學電影廣場召開萬人公審批鬥大會，主持公審的是天津警備區保衛處長兼天津公安局局長周慶來，導師張世宜脖子上掛著黑小姐的牌子，定的罪名是修正主義份子、裡通外國份子，間諜份子、壞份子、流氓、特務、反革命。我和李途脖子上挂的是政治騙子牌子，罪名是流氓、反革命。當時，與我們一起被公審的還有一名所謂殺人犯，上萬人被共產黨操縱，向我們這幾個無辜者狂吼亂叫，那嚇人的場面令我至今難忘。
公審會結束，宣布我導師和那個殺人犯死刑，我和李途陪綁，法警就把我們押到了水上公園後門的刑場。我導師被槍斃時只有三十多歲，從批鬥現場到刑場，她一直昂著頭了滿不在乎死。她說：當黎明來臨時，共產黨早晚會還她公道。她的表現，不愧是一個地道的為主義殉節的共產黨女特務。
行刑時，我被捆綁著跪在導師的旁邊，我親眼看見我導師被一槍打倒，凶狠的劊子手怕她不死，走過來又照她腦袋上補了一槍。槍聲響處，白的腦漿、紅的鮮血四散飛濺，我聞到了一股難聞的血腥味，兩眼一黑就昏死過去了。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才發現，我被嚇得屎尿流了一褲兜。
陪綁以後，我被送到板橋農場政治犯收容所，強制同一些刑事犯、壞份子、走資派一起勞動改造。同我一起被關押的李途，他實在熬不過去了，陪綁後用大頭針挑破血管，自己結束了年青的生命。
七六年批林批孔，那時我在板橋農場造紙廠勞改，管教要我發言，我說：「孔子教我們講真話，共產黨也教我們做老實人、老實事，我為黨工作，去部隊是你們請去的，為什麼共產黨拉完磨反過來殺驢，把我的青春整個都毀了」。結果，我上午發完言，下午他們就把我強行送到了天津市精神病院，精神病醫生毫無人性地給我這個正常人作了六七次電休克。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個瘋狂的年代，我父親不堪迫害跳樓自殺了，母親也因此精神失常、全身癱瘓，弟弟則被送到內蒙克東旗插隊勞動了二十餘年。我們全家被共產黨搞得家破人亡，原因僅僅是因為我們出身不好、卻心甘情願當共產社會的順民。
就連我那個老實巴交的、組織分配的丈夫，他也沒有逃過浩劫。他因為堅持認為我是無辜的，因此受連累開除黨籍、降職降薪，六八年給發配到了遼寧省彰武縣，七四年落實政策才回到天津，安排在一個工廠裡混生活。就這樣，共產黨冷酷地把一個四九年當兵替他們打天下的人踢出了部隊，讓他變成了共產社會最沒有社會地位、必須整天為自身溫飽操勞的市井小民。
*友人救助亡命美國、「民運」份子乘機敲詐
八○年，共產黨平反所謂冤案，我的情況才稍有改善。他們承認了我的軍齡，把我安排到造紙廠保健站搞物理治療，但我已經家破人亡，工作又是繼續二勞改，所以我拒絕在平反書上簽字，平反對我已經毫無意義了。
八六年後，板橋造紙廠劃歸地方，我同一批二勞改轉到了天津市內的新華造紙廠。然而沒多久，廠裡的頭頭藉口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把廠房都賣了，工人全都下了崗，我的生活又成了問題。雖然，工人們曾多次去市委上訪、靜坐，要求市領導替工人解決問題，但共產政府卻始終不予理睬。
九五年，我父親的朋友P.T.W.受臺灣的親戚委託到天津來看我，他看到我的處境、瞭解了我的遭遇後，就幫我向美國大使館作了經濟擔保，把我接到了美國。到美國後，我曾在新澤西一個臺灣人家當保姆，後來又在大西洋城做過按摩。然而好景不長，給我資助的姨父在臺灣得癌症去世了，P.T.W.幫我辦過一次居留延期手續後也死了，我又失去了依靠。
這時，經別人介紹，我認識了一個女人，她叫管淑琴，現年五十七歲，自稱是倪育賢的自民黨監委，在紐約大通銀行隔壁的四樓開了家名叫「華鷹」的移民事務所。通過交談我才知道，她原來是南開大學的，在六八年四月那次萬人公審批鬥大會上，她曾代表南開大學工宣隊上臺批鬥過我。她說她能幫我作證、幫我辦避難手續，走投無路的我天真地相信了她，給了她三千美金服務費。管淑琴把錢騙到手，什麼問題也沒幫我解決，而且還扣押了我的判決書等共產黨迫害我的原始文件。當我找她索要這些東西時，她竟然動手打我，並且威脅說，如果我不找她代理申請避難事宜的話，她就把我的口述錄音寄回中國大陸去、交給共產黨當局。我真的不明白，昔日共產殺人犯的幫凶，今天在美國怎麼會一下子變成了民運份子，甚至敢於在民主的美國繼續干黑心的壞事，公開敲詐陷害極權暴政的受害者，難道世上真的沒有公理了嗎？
然而好人並沒死絕，教會幫助了我，一些不相識的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希望好心的人們最終能幫助我擺脫我這一生所遭受的沒完沒了的苦難。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
（中華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