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負責人田惠平悲天憫人，披露內情，向當局進言、建議；
這是一組從大陸發來的關於防治非典的文章，我只將順序變換了一下，推薦給讀者。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田惠平女士是蔣彥永大夫式的悲天憫人者，她做了大陸政府官員應做而沒有做的事。寄望於大陸政府官員整體的改變恐非朝夕間事，但願讀到此文的官員清夜捫心，天良復甦，效法田惠平，響應黨中央，把防治非典工作做的好一些，更好一些。希望讀者給田惠平發信，支持她、鼓勵她、安慰她，同她站在一起！
推薦人：黃河清
2003、5、19於馬德里
北京的一位非典型肺炎患者的艱難經歷的啟示
一位在北京從事學術研究的留日女大學生崔磊，在被感染非典型肺炎後，被數家醫院拒診，歷盡4天周折，日前終於住入了北京估安醫院得到治療。她所在的研究機構認為，崔磊的坎坷遭遇更多的是暴露出目前防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許多薄弱環節。
崔磊是在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時被感染上非典型肺炎的，這是一家專門從事孤獨症兒童早期訓練與教育的機構，設在北京市朝陽區（與通州區交界），共有30名工作人員，其學員是攜帶孤獨症兒童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參加培訓期間培訓他們主要是租用當地農民的房子居住。
4月21日中午，教育研究所考慮到非典型肺炎的嚴峻形勢，提前結束本期的培訓計畫（21日-15日是最後一週），並決定取消原定於5月4日開學的下一學期（會有50個新的家庭從各地過來）。21日下午下班後，崔磊主動報告自己身體不適，出現關節疼痛和發燒的症狀，並說她的房東去醫院看病一直沒有回來，她懷疑自己有可能被感染。
由於「星星雨」面對著50多名兒童及他們的家長（100多人）即將回家（40多個城市）。面對這樣的情況，「星星雨」一邊組織登記所有家長將要乘坐的車次、航班號和目的地及聯繫方式等數據，制定內部員工的自我隔離觀察方案；一邊立即通過電話通告北京市相關防疫部門，提出雖然崔磊尚沒有被診斷，但她的房東在此期間已經被送到醫院並被診斷為「疑似」。希望在學員返鄉、人員隔離措施等方面得到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
但是，從23日早晨開始，雖然田惠平一直在給衛生部、北京市、朝陽區的有關部門電話求援、傳真匯報疫情的可疑性和「星星雨」已經採取的措施，卻一直沒得到明確的指示和指導，更沒有人來到現場。「星星雨」負責人田惠平對記者說，電話打了好多個，接電話的人總是不斷地推薦另一個電話號碼，最後一直打到一個打不通或再也沒有人接聽的電話。朝陽區疾控中心接到傳真後打來電話，說：「你們還需要什幺呢？我看你們已經做得挺好的。我們會通報黑莊戶鄉政府。」鄉政府接到區疾控中心的通報後，打來電話詢問，只說了句：「別讓他們走呀」，就不見了動靜。在沒有任何政府有關部門的干預下，「星星雨」只能眼睜睜看著學員們一個個乘車返鄉，也不知他們是否已被感染並會傳播這種病毒。直到下午3點多，朝陽區「防非指揮部」的人還打來電話，建議田惠平給朝陽區教委「非典辦」打電話，認為「星星雨」應該歸那裡管。田惠平此時只是絕望地說：「我不想打了，因為第一，家長已經走完了，第二我們不歸教委管，因為我們在工商局註冊，第三，我打累了」。田惠平還是打了，但打不通。放在「星星雨」的家長動向資料幾天內無人來問津。而此時（23日下午）崔磊在黑莊戶鄉衛生院已經被告知是「非典」。
接下來對崔磊的救治的過程更是歷經坎坷。
4月21日早晨她叫120急救車去中日友好醫院檢查，被告知沒有非典特徵，建議回家觀察三天再複查，她只好回到住地，自我隔離觀察。她的房東兒子夫婦在前一天也是這樣離開醫院回家的。
22日晚，出現高燒，由於對中日友好醫院的隔離狀況害怕，猶豫不敢在再冒然到醫院。
23日早晨崔磊再次叫120到協和醫院，但被告知：肯定是肺炎，但沒有「非典」特徵由於此時她的房東已被診斷為「非典疑似」，她被黑莊戶鄉衛生院收留隔離觀察。（這是鄉衛生院的唯一舉動，而對同時已經開始離開但尚未走完的「星星雨」家長群體不做任何反應）。
24日晨病情加重，出現咳血，下午開始感到呼吸困難。晚上鄉衛生院同意轉院。但為找一個有呼吸機的治療能力的醫院費盡了周折。沒有一家願意收救她，有的醫院說她沒有診斷，儘管她將她的房東已經一人死亡，兩人疑似的情況述說出來；有的醫院則說床位緊張。夜裡11時，救治無門的崔磊坐在協和醫院的門前絕望地努力著。這家醫院的一位工作人員對她說，這裡是專門收治港澳臺同胞的，誰給你看的你找誰去！
這時，120救護車的司機也不耐煩了。「星星雨」的負責人與崔磊的朋友們只能在電話的另一端想盡各種辦法幫助她，但得到的反饋讓人越發地絕望。終於在一個英國人家庭的出面幫助下，於24日夜12：50，崔磊住進了佑安醫院觀察室。
25日上午崔磊正式轉入佑安醫院的病房。由於前期治療不好，病情發展很快，下午上呼吸機治療。此時政府有關部門已瞭解到崔磊的經歷，對她的治療予以了極大的關注。目前崔磊正在得到規範的治療。
25日下午，北京市和朝陽區疾控中心領導和工作人員終於來到了「星星雨」瞭解情況，拿到那些準備好幾天的相關人員資料，並開始採取隔離措施。
目前與崔磊接觸的相關人員的隔離觀察工作已正式展開，去往各地的家長也受到當地防疫部門的關注。市、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多次到「星星雨」看望被隔離的20多位外地員工。鄉政府為隔離人員提供生活必需品，並多次打電話表示關心。
向記者追述這段經歷時，田惠平說，她深感目前疾病的大規模傳播與防疫體系缺乏必要的作為能力有著必然的聯繫。她無奈而絕望地說：「當我看著家長們乘做著一輛輛出租車離開時，我感到自己在犯罪，因為我好像看到『非典』病毒從這裡傳向各地，這時我也明白了為什幺『非典』如此之快地走到我們身邊。當時我就有撕心裂肺的感覺：如果是這樣的防疫行動能力，醫院會崩潰的，醫院的崩潰就是患者的災難。」非典型肺炎的傳染性極強，但從她連續三日打電話仍見不到防疫部門的行動來看，對這種疾病的流行狀況的重視還沒有真正展開。她擔心一些醫院不確診病人（崔磊和她的房東一家在就診過程中都有同樣的經歷），是因為如果確診就必須收治，但醫院已經沒有收治的能力。她還感到，政府基層人員薄弱的人文意識和對「非典」的忽視也是防疫機制失靈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當田惠平24日晚請求黑莊戶鄉黨委書記龍學強幫助崔磊聯繫一個有呼吸機的醫院時，令她難過的是，那位龍書記居然說：「你不要給我談政治，要不是為了政治我就不會把她放到我們鄉衛生院了。」24日下午「星星雨」希望通過鄉政府為在鄉衛生院的崔磊送日用品時，鄉長辦公室的一個人（不知姓名，臉上有傷疤）無所謂說：「你們自己送去就可以了，沒什幺可怕的，我剛從那裡回來，我都不帶口罩，不像你們還帶上口罩嚇唬人。」全然沒有意識到「星星雨」的人員屬於密切接觸者。
她還對記者說，在研究所所在的郊區，以及由於一些地方防疫部門的工作方式簡單粗糙，「勒令」回到當地的家長們進行觀察，（他們紛紛來電話向「星星雨」哭訴，尋求幫助）也造成社區對非典型患者及其家庭，包括被隔離人員的迴避和歧視。這種社會歧視也同樣會導致即使有的人懷疑自己被感染了，也不敢叫120救護車，因為怕救護車一出現在自己家門口，他們就會被周圍的人歧視甚至是唾罵。而且120救護車還是收費的，所以有的人更願意乘坐公交車上醫院，這可能導致新的大規模傳播。
田惠平建議有關部門在目前的防治工作中再多考慮一些細節：
．是否可以考慮120救護車完全免費服務，盡量避免那些在初診中沒有被診斷的患者使用其它的交通工具。（以崔磊和她的房東為例，崔磊的意識很強，每次來往醫院都是打120，但像她的房東那樣的農民家庭，會處於各種顧慮不選擇120）。
．有關部門的是否設計一個可以有效執行的行動路線，使每一個電話（不管是否是直接的責任部門）都是一個行動的開始，通過電話記錄和行動記錄和追蹤記錄的移交監督每一個案情的進展。或者至少不能僅僅停留在讓報告人打另一個電話的程度上。
．設立並向社會公開舉報電話，對執行部門進行公眾監督，最大限度地以避免由於執行層人員的瀆職而使政府的防疫措施失靈。
（完）
王慧：
你好，看了你的信，我很受觸動，對你有了更多的瞭解，因而也增加了更多的敬重。一時間我不知道該說什幺，但從你的信中我讀出了一種在我們之間很相似的東西。以下是我寫的一些郵件，也希望與你分享。附件中是我為新華社記者修改的內參稿件（他說已於5月1日註銷）。我的朋友楊團也將這篇稿件傳遞到衛生部，部長秘書今天打來電話，說他們會關照崔磊。
我的心情並沒有因此而輕鬆，有一個問題總在縈繞著我，「那些沒有得到關照的人怎幺辦呢？」
知道你很辛苦，以後再寫一點。祝福你，多保重！
惠平
又及：
我與曉亮的郵件一直不通，她請你將我這封信轉發給她。我剛才與她通了電話，她居然沒有告訴我你的全名，還得我一直沒大每小，沒遠每近地呼你「王慧」。不過她稱我可以這樣做。
各位朋友：
不幸的是我們星星雨發生了「非典」，我和我的同事們共同度過了艱難的一週，體驗了一場人道主義的災難。目前我們全部在「隔離」，病人仍處在艱難期。我們所能做的是觀察和保護自己，為正在醫院頑強努力的崔磊小姐祝福。她是一位在東京女子學院兒童學系讀書的中國研究生，幾個月來一直在「星星雨」做她的碩士論文研究，住在一個農民家裡。該家庭有病人在醫院住院，因此被感染。可怕的是他們的家庭成員多次去醫院都被排除了非典，外人完全不知情。崔小姐因此被感染上。21日傍晚開始發燒，之後兩次去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和協和醫院），都說不是，而這時她的房東家已有一人死去。
之後崔小姐的病情發展得很快，但讓人無法想像的是，沒有醫院接受她。可憐的姑娘24日夜裡孤身一人在120車上哭喊，在一家家醫院門口哀求和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