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文於八一年一月來香港,來到香港在《爭鳴》做記者，前後有十年，由八一年到八九年底，然後又在《開放》做了1年多，一九九一年創辦《前哨》。
記者:什麼原因令您想做記者?
劉: 我中學的時候，剛好是文革（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我已讀了兩年初中，而且比較早接觸西方文學，喜歡看普希金的詩，看西方浪漫主義著作，受到人性的教育；讀中國歷史，共產黨當時給我們讀的課本，實際上，我們的思想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反共的思想，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讀共產黨的歷史、讀馬列主義，看艾思奇那本《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看蘇聯那本《聯共（布）黨史教程》，這些哲學的著作加上共產黨的歷史，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它說國民黨怎樣黑暗、怎樣專制、怎樣沒有人道、老百姓怎樣水深火熱，共產黨順應潮流，追求民主自由，推翻國民黨的專制等等，這都是它教我們的，現實讓我們覺得共產黨一樣這麼專制。為什麼不可以推翻呢？
我們看馬列著作、艾思奇的著作《聯共（布）黨史教程》，他們都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其實我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都是共產黨教的，是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經濟基礎是不適合上層建築，資本主義一定走向滅亡，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爆發、一定會發生。我們生在共產黨之中，我們看來看去共產黨，覺得經礎基礎和上層建築是不對的，為什麼不改變，為什麼不搞政治改革呢，是不是？所以說，我們反共，根本就是共產黨教導我們的，如果這樣分析，對不對？
它（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說國民黨黑暗，以及鼓吹、宣傳共產黨的英雄人物，他們怎樣與國民黨專制鬥爭，怎樣推翻蔣介石王朝。不過，現在共產黨統治一樣沒有民主，共產黨統治哪有民主，特別是文革的時候，由一個公社到一個公社，都要單位證明才可以去，嘩！共產黨統治下怎麼會有自由呢？共產黨是追求民主自由才搞革命的，為什麼會這樣？所以我們首先懷疑那個制度是不是真是共產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從懷疑到否定，不就反共了？
我們按照你們共產黨自己說的理想制度來要求你（中共），我們是按照共產黨自己講革命、自己的目標、自己建立的制度，建立自己的理想制度，，但要求你，你連你最低的標準也沒有實現，別說你的長遠目標－－共產主義，你連最初級的都沒有，連一人一票都沒有，共產黨最愛鼓吹無產階級革命，最早是說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是一人一票產生的，但你共產黨什麼時候搞過選舉，文革時沒有選舉，全部由上面委任。所以反共是怎樣來的，就是共產黨教我們的。
看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列寧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實行配給制、委任制，但這只是臨時的，是在非常時期實行，但是馬列主義一直在說最終會走向普選。所以我們從懷疑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到否定它，又從新認識資本主義。誒！資本主義實行的東西有很多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標準、追求，西方資本主義反而有，特別是北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所以慢慢對資本主義認受，而對社會主義否定。
共產黨最愛講假話，它教育我們講一套做一套，它做不到的就灌輸給你。我們小時候對共產主義很虔誠、很相信，直至文革的時候，根據自己接受的東西，思想逐漸逐漸走向成熟。
為什麼大陸有很多像我們這一代有很左思想的人，就是兩個原因，一個接受馬列主義，另一個接受西方文化。我讀中學已很接受西方文學，那一輩人為何很喜歡看普希金，講人文主義的詩，講當年十二月黨人反沙皇專制的革命，很認受這些東西，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東西。所以我們最終走出中共的陰影，變成反共。
但有部分知識份子、有部分青年，接受西方影響比較少的，思想放不開，只沈迷馬列主義，就好像鄧力群變成教條主義者，他就不會反共，這樣便變成教條主義和左派。
中共並非開放讓我們接受西方文化，我們全部都是看禁書，在文革時，看的都是禁書。文革十年裡，所有圖書館都封閉，到後期復課鬧革命之後，才局部開放，找那些好像現在的思想警察到圖書館去挑選（書本），一種是教科書、自然科學、科技的書，另一種是宣傳馬列主義的書，它認為影響沒問題的書，就可以公開借閱，所有它認為資產階級的書本，就封存不准借閱。我們都是私下借閱，都是互相私底下傳閱，有的列明是禁書，我們也看。有的人沒有這種渠道，你沒有這種志趣，不認識這種朋友便看不到。所以在這種環境中很難接受西方的文明。
記者：看禁書也要有渠道？
劉: 因為我們憤青，很多對現實不滿的人都會走在一起，特別是很多城市的知青下鄉，這些人思想都比較活躍，對現實不滿，結果就傳、傳、傳。
我在大陸已經寫文章，在現在叫惠州大學，剛創辦時叫師專即專科，當時剛好文革之後，大學開始招生，我才考進去。剛剛打倒四人幫不久，比較開通一點，香港的左派雜誌像《爭鳴》、《廣角鏡》、《鏡報》、《七十年代》都可以帶回去。我媽媽回去，我喜歡看什麼就叫她帶來，看看看。那時已經向這些雜誌投稿，寫一些雜文、通信，揭露國內的黑暗，托香港親朋帶到出去寄給雜誌社，他們都有刊登我的文章。
我來到香港，先到一間電腦廠做修理技工。我文革時沒事幹，學無線電學得很捧，在當地成為無線電專家，如果我不出來，做無線電個體戶，肯定不會當官。來到香港在美國資本的電腦廠做修理技工，但後來覺得自己年紀這麼大，沒前途，因為我沒有讀電腦課程，沒讀集成電路，只學過晶體管、無線電，自己不想在這方面發展。我走的時候，電腦廠的經理挽留我，說以你的基礎，到理工大學進修應該可以。可是我讀大學時修文科，從小都接觸文科、文學，這一行就最有基礎，剛好《爭鳴》要辦報紙，還是做回自己喜歡的一行。
記者：那您為什麼會選擇做記者，或選擇在這份雜誌來表達你的思想。
劉: 這個可能有點受魯迅的影響。當年在共產黨制度下，沒有一個完人，只有魯迅是個完人，即道德很完美的人。譬如共產黨的幹部中以周恩來最完美，文人就是魯迅，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但是國民黨時代，即三、四十年代，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在文化方面，中共搞統一戰線，利用魯迅來與國民黨鬥。其實，魯迅被共產黨利用了，「五四運動」時，實際上他與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只不過走到後來分為左派和右派，右派的胡適、傅斯年就比較接近國民黨那一邊，左派就是陳獨秀、蔡元培、魯迅等比較接受馬列主義，反對國民黨，最後魯迅在上海，這裡是國統區，與國民黨鬥，結果受到國民黨壓制，越壓制便越反抗，所以他寫了很多雜文諷刺統治專制。
我們讀書的時候，共產黨沒人可以宣傳，於是拿魯迅出來，當時魯迅已經死了，如果還沒死，便不會搬出來宣傳，毛澤東與羅稷南談話，問毛如果魯迅未死那會怎麼？毛回答說:一是繼續在監獄內寫作，另一會消滅他。其實，毛澤東也講真話，魯迅一是向共產黨投降，一是被困在監獄裡自己寫給自己看。魯迅好彩死得早，不然他五七年就要做右派。就因為他死得早，所以做了完人，共產黨便當他模範典型，樹立起文化人的正面形象。
當時我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對三、四十年代，魯迅在國統區的行為，我們只是看共產黨對他們介紹，介紹他反對國民黨專制壓迫，是不是？我們當然同情他。老百姓被壓迫，有個魯迅這個人站出來，很好呀，看了他寫的雜文，覺得寫得好呀，一定要有正義感，追求真理、反對專制，追求自由民主。受到魯迅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便開始寫文章來諷刺黑暗現實，就愛上了這一行。因為自己喜歡看書，看得多，學人家寫書、寫小說、寫雜文，就愛上這一行，而愛上這行最基本的動力就是正義感。
我們當時不知道國民黨比共產黨好，因為共產黨當時還未暴露（它醜惡的真面目），我們只看到它的宣傳，又看不到西方對它的評論。只是憑自己的感覺和看書，看書來對比共產黨的制度，覺得它也是這樣。
記者：其實，照這樣看，中共是靠謊言來支撐著它自己。
劉：中共對傳媒控制得如此厲害就是怕自己不好的東西被揭穿。因為它太有經驗了，當年推翻國民黨就是靠輿論，毛澤東也說，一個筆桿子，一個槍桿子，打天下就靠這兩桿子。林彪，四人幫時期，為甚麼抓宣傳抓得死死的，就是宣傳在共產黨當年推翻國民黨起了很大的作用，正面戰場就靠槍桿子，但是在國統區（國民黨統治地區）、在白區（注1）就是靠宣傳。
國民黨就是沒有共產黨那樣懂得控制傳媒，所以國民黨輸了，因為國民黨本身的統治區也控制不了。國民黨輸在不夠專制，在國統區也給共產黨辦報紙，如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國民黨在北平，即北京，查封共產黨報紙，中共元老葉劍英就在門口召開記者招待會痛罵國民黨。若共產黨有國民黨一半那麼開明，早就跨臺了。
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傳媒它（共產黨）就不准（外國資金）加入。在這五年裡，它開放發行市場，但發行可以搞，出版就不可以，（記者：即是說報紙也不可以搞），是呀。因為它覺得傳媒的煽動力太厲害。
若開放傳媒、新聞自由，共產黨可能會一夜之間就跨臺。人一知道真相，還有誰會支持共產黨。它現在就是靠欺騙，瞞得過就瞞，因為農村、太愚昧的地方，輿論千篇一律，所以大家都覺得形勢也不錯，沒有真相。它就是講輿論一律，不好的東西就內部解決，不爆出來，永遠都是這樣，（老百姓）不知道真相，所以它才可以維持它的統治。
記者：即是說有新聞自由就沒有共產黨，沒新聞自由才有共產黨？
劉：不是！（有新聞自由）不是沒有共產黨，而是沒有一黨專政。所以政治改革的根本說到底，第一步就是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沒有這些談甚麼政治改革，怎麼可能一夜之間有民主？若真的有民主，就肯定有新聞自由，對不對。
但現在（中共）就是一黨專政，永遠不開放，它想拖得一時就一時。你看那本新聞法，在一九八三年，八十年代初已經醞釀搞一本新聞法，就是那個胡績偉搞的，結果拖到現在還沒出臺，就是因為沒辦法立，因為一立新聞法就牽涉很多問題，就牽涉落實憲法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故思前想後也搞不出一條條文，乾脆就拖而不立，因為一立法後，就有法律保障，記者可能就不用怕（去揭露共產黨不好的東西），到ㄍト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