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個等級社會。倘是在農村，尤其偏遠的農村，即便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故，也很難引起城裡人由衷的關註：他覺得那離自己很遠，是小事。而在大城市裡，一種傳染病來了，站在不同等級上的人，危險的程度也明顯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轎車裡的，就比每天擠公共汽車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級營養針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說那什麼也吃不起的，多幾分免疫的可能。人數上，當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決定對策的，卻總是那站得比較高、因此也比較安全的人。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每當有什麼災難（它通常不會先落到那些高階位者的頭上）突然發生了，管理部門的第一個習慣性的反應，就是否認、推諉、封鎖消息、瞞下哄上，好像一承認了災難，自己就要吃虧，越是把事情摀住，自己越佔了便宜。當然，眼光比較遠大，或者出於信念和良知，住在城裡的高階位者當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從社會整體利益來選擇對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種相信自己與居低位者得失不共、於是本能地就要封鎖突發災難的消息的人，總是更容易滋生吧。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俗話亦云「屁股指揮腦袋」，廣東那一位聲色俱厲地指斥「謠言」的衛生廳長，還有中央那一位當眾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他們所以會這麼做，恐怕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習慣性地遵循了一切從「屁股」出發的邏輯。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來區別人我的邏輯，早已經隨著各階層生活之間的日益分化而蔓延開來。當「非典」在廣東嚴重爆發的時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員無動於衷，這些地方的媒體和知識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簡單，屁股所據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廣東，與我有何相干？這樣的漠然由來已久，什麼煤礦的瓦斯爆炸了，什麼地方「毒米」吃死了人，這一類「地方性」的災難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別處的人民什麼時候真正激動過？知識份子中間，又有多少人（不是沒有人）為這些事情持續地深思、奮力地叫喊過？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發了，各個大城市的民眾才和官員們一起緊張起來：原來「非典」不像礦井裡的瓦斯爆炸，轟隆一聲就完了，它的病毒會自我繁殖、四處蔓延，無論城鄉還是官民，它都一體對待，誰都不給豁免權。於是緊急動員，於是群情激憤，於是有人吶喊，於是有人丟官…… 似乎一夜之間，整個社會突然醒悟了。這當然是令人欣慰的轉變。它的背後，也確有良知和遠見在起作用。但同時，你是不是會感覺到，那一切從「屁股」出發的邏輯，也在這轉變中發揮了作用呢？畢竟，醒悟是發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實之後：城市並不比鄉村更安全，中央空調的寫字樓，也並不比污水滿地的小菜場更安全。一旦這樣來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現在的群情激憤，其實都有很大一部分是發自同一個「病源體」－－社會生活的互相分離，和這分離鑄就的互相的隔膜。什麼是制度的病？這就是。
「非典」是如此刁鑽，越是那些「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標誌物：高樓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達的交通網、中央空調的飯店、旅館、商場、寫字樓…… 越成了它賴以傳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這樣的一種「現代」病，社會的本能反應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轉彎：關閉空調、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鄰為壑。門衛只對熟人放行，大家都儘可能呆在家裡，「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誰能想到，在21世紀，老子式的「小國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區的人，卻有許多並不想做這樣的「小國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們就越紛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著是上海。原因很簡單，那裡有最好的醫療條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裡診治「非典」是免費的，就是口罩，那裡的供應也最充足…… 據說，正是這樣的人流加劇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這樣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膽戰心驚。可以想像，同樣的情景也正在全國的許多省會上演，範圍還很可能不斷擴大。
從防治「非典」的大局來看，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只有每個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動，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夠減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過，當人人都如此顧全大局的時候，他們承擔的風險其實並不相同。要讓人安心於「老死不相往來」，先得給他們大致相類的生活，如果你那裡窗明几淨、器械鋥亮、醫生成群，我這邊卻窗歪門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個社會，如果平時忽視公正、貧富懸殊，那到了危難時刻，就很難指望公眾（無論貧富－－我要特別指出這一點）會獻身於社會的整體利益。最近20年來，中國社會在一些方面確有進步，至少許多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質生活，以所謂「現代化」的標準看，是比過去明顯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會的傾斜也逐漸加重，沿海和內地、城市和鄉村、上層和底層、新富人和新窮人…… 彼此的差異的擴大，真是相當驚人。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幾年的不少行政決策：教育收費、鄉鎮「事業費」攤派、城市房價促漲、汽車和火車票提價…… 卻總會令你記起古人「損不足以富有餘」的警告。一面是廣大鄉村醫療體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卻是醫藥費持續上漲、都市裡接二連三地矗立起豪華的富人醫院：這樣的事情，才是破壞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現在醫療這一個領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個制度的病？
或許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負責任的求醫和避難者，並不都是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有許多分明是當地的頭頭腦腦，不是有權，就是有錢，單是內蒙古一個縣，不就有好幾位這樣的官員被曝光了嗎？北京的疫情爆發之後，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錢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顧這可能會帶來什麼後果嗎？我也相信情況會是這樣，真正的底層人民，多半是沒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難時刻見人心，這些丟開職責、撒腿就逃的官員，這些打了退燒針、混上飛機的有錢人，其實是和那些「瞞和騙」的官員一起，將另一個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會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們通常稱社會的中、上層人物為「精英」，公眾也很自然抱有一種期望：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會資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這樣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視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國人就曾對我說：「在美國，越是高層的人越不可信！」 儘管如此，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許多中國「精英」的顢頇和冷酷，還是令我非常驚訝。或者是反應遲鈍、判斷失誤，導致疫情迅速擴散；或者是知識老舊、剛愎自用，別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體，他們還固執己見、誤導輿論；有一次看電視實況轉播，北京某官員面對中外記者的質疑，套話連篇、答非所問，讓人著實替他臉紅：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無數普通的醫生、護士、清潔工、警察和建築工人，都在力戰「非典」，奉獻出時間、汗水、親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當各界人士踴躍捐款的時候，各類「成功人士」的反應之冷淡、出手之吝嗇，更從另一個層面，將這些「精英」的金玉敗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觸目了。
問題是：這些人怎麼會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就是教育再糟糕，也一定會有大量優秀的人才，關鍵只在社會的各種選擇機制：行政官員的晉升、市場競爭的規則、文化創造和學術研究的評價，等等，能不能拔優汰劣，將這些人才挑選出來。一個社會的走向，固然取決於無數因素的合力，但這個社會讓什麼樣的人佔據它的各種領導位置，卻是這些因素中特別重要的一項。如果佔據這些位置的大多數人，都只是在揣摩風向、爾虞我詐、弄虛作假這類事情上別有會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預料，這社會的危難已經不遠。150年前，龔自珍就是從人才的匱乏，覺出了滿清由盛而衰的運命；100年前，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質的一代不如一代，斷言社會的崩潰不可避免。我當然願意相信，今天的情況並沒有這麼糟，譬如到目前為止，就並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門，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們已經屢屢為之扼腕的人才選拔機制的弊病，還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須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有許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關。那些在網上遭到嚴厲譴責的北京的大學生，之所以不管不顧，一逃了之，除了種種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為他們不習慣考慮自己對社會、對他人的道義職責。在上海，也就有這樣的中上層的居民，享受著因為資源分配的傾斜而形成的優越的醫療條件，卻不自知，反一味指責外地的求醫者「自私自利」，希圖將他們趕盡驅絕，利益的自覺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間的巨大反差，足以驚人。從「非典」爆發到現在，不到半年，可社會的種種病態的精神表現，實在太多了。
仔細想想，這其實也有幾分必然。最近20年來，社會的傾斜不止表現在資源的分配上，也同樣表現在價值的取向上。「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經濟第一、 GDP崇拜，「物質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幾個錢？」……這些理論、政府決策和一般社會心理的偏向匯聚起來，就造成了我們的精神生活的嚴重傾斜：只有那些看得見、摸得著，能夠迅速兌換成金錢的東西，才被認為是真實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藝術、倫理、學術，乃至醫療衛生、教育、生態平衡、公眾的信任程度，統統都可以推到邊上。可不要小看這精神生活的傾斜，它會反過來加劇社會的不平衡。如果決策者真的認為文化是可有可無的（儘管他在公眾場合不這麼說），如果人與人之間真的只剩下了利益關係（儘管嘴上還要說：「我們是朋友啦……」），這社會實際上也就是自裁腿腳，將全部重量壓在了利益平衡這一根獨木樁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麼脆弱，它隨時可能發生變化。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沒有別的支柱從旁托持，社會就很容易發生動盪。說到究竟，被崇尚實利的社會輕視的事物，決不是真的可有可無，這一次的「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證實了這一點。應急機制的孱弱、醫療能力的匱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說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和唇齒感的淡漠了，所有這一切都以非常慘痛的方式提醒我們：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就會變得多麼脆弱，連一點小小的風波都經受不起。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像「非典」這樣一種目前已知的死亡率並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鬧得舉國上下，沸沸揚揚，正是因為它得到了社會本身的種種疾病的大力配合。從這個意義上講，「非典」實在不是一種僅僅牽涉到公共衛生問題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種牽動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社會的病。一次突發的危機，固然會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卻也同時是一面鏡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時看不真切的社會和生活的病徵，因此也就成為一種機會，讓社會由此警醒，認真來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發之後，它總有消退的時候，說得誇張一點，我們就是做得再差，也遲早能夠「戰勝」它。所以，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僅是怎樣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決心深入反省，堅決地革除各項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為止，已經有數千人罹病，數百人病亡，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社會付出的代價。由此換來的明鏡，和由此換來的機遇，我們就一定得高舉，一定得緊緊地抓住。壞事是能夠變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這樣的事情，還是不能被觸動，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說不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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