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點內容的信，在信後必定寫上四個大字"閱後燒掉"
身任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在「文革」中也被作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受到嚴重衝擊。
儘管1966年8月30日，周恩來擬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首位就是宋慶齡，並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護，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闖入；她北京居所周圍的高音喇叭攪擾得她成天不得安寧，紅衛兵在她住所的圍牆內外貼上毛澤東語錄，將住宅內的一些石獅子塗上紅色，一些被認為是「四舊」的楹聯匾額也拿了下來。
宋慶齡當時仍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對待群眾運動的。1966年8月，她在寫給美國老朋友格雷斯．格蘭尼奇的信中說：「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於這裡發生變化的報導－－－一次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在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後都不可能出現。」她告訴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開會要花八九小時看東西」，而且「這裡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她有時會坐著汽車，上街去看大字報，瞭解情況。她還寫信給當時正在受批判的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李雲同志，囑咐她「……趕快檢查工作，作自我批評，就可以很快恢復工作。」
「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有問題，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
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間成了「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不少長期支持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如愛潑斯坦等，被戴上特務的帽子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牢獄。最使宋慶齡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導師、戰友和伴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夥污蔑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祖宗」和「牛鬼蛇神」，他們竟然要拿走國慶節時天安門廣場上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列的孫中山像。在南京，發生了紅衛兵搗毀矗立在新街口的孫中山銅像的事件。對宋慶齡的衝擊也在升級。
就在毛澤東批准周恩來擬訂的保護宋慶齡等幹部名單後兩天，北京街上即出現了要求撤銷宋慶齡這位非黨人士國家副主席職務的大字報。有紅衛兵要衝到她家裡貼大字報，還要剪掉她的髮髻－－－他們認為那是「四舊」的東西。北京宋慶齡住所內的少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造反」，不僅開會串聯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這位七十多歲、患有嚴重關節炎的老人和他們一起排隊進餐。令宋慶齡受到極大的傷害與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墓地遭到紅衛兵的損毀，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來……
周恩來為此出面干預，對紅衛兵發出了嚴厲警告，並下令上海市有關部門立即將宋墓修復，修復後拍成照片報告宋慶齡，又及時更換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員，衝擊宋慶齡的圖謀才沒有得逞。
短短的三、四個月時間，她對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禁產生了懷疑，感到現實發生的一切與所宣稱的革命目標相去越來越遠。1966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宋慶齡遇到羅叔章，對她說：「你要是拿到什麼紅衛兵傳單，給我看一看。我在收集這些傳單，好瞭解形勢的發展。我很納悶：劉少奇在黨內那麼長時間了，他如果真是有問題，怎麼從來就沒有一個人懷疑過呢？」同年11月，經宋慶齡審定的《宋慶齡選集》出版。儘管劉少奇已身處逆境，被扣上「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駭人罪名，宋慶齡仍然派秘書給劉少奇送書，在書本的扉頁上，赫然留有宋慶齡親筆書寫「請劉主席、光美同志審閱指正」的題籤。
江青將《宋慶齡選集》扔到地板上，並用雙腳踐踏
斯時，毛澤東曾派江青去向宋慶齡解釋「文化大革命」。宋慶齡對江青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該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而政治野心急劇膨脹、心胸又極其狹窄的江青，對宋慶齡的批評如何受得？她對宋慶齡從嫉恨發展為仇恨，伺機報復。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慶齡題寫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出版由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出版社將兩書分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每人一套。秘書剛把《宋慶齡選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來的題籤，瘋了似的將書扔到地板上，並用雙腳踐踏。她一邊用勁踩，一邊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同時咒罵宋慶齡，給她扣了許多不三不四的大帽子。
「孫逸仙在我同他於1915年10月25日結婚時，他是自由的。」
在「文革」那些顛倒是非的歲月裡，江青一夥不僅對孫中山、宋慶齡放明槍，還施暗箭。歪曲他們的婚姻關係，散佈關於宋慶齡私生活的流言蜚語，即是他們拙劣的伎倆之一。在「文革」初始，宋慶齡對那些惡意中傷不屑理睬。但不久以後，當她警覺到這是「重複反動派在孫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對我們的造謠污蔑」，這已經不僅僅是關乎孫中山、宋慶齡的個人形象和聲譽的問題，而是企圖推翻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以圖篡改歷史時，便堅決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擊，維護她與孫中山婚姻的真實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慶齡致函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韓素音女士時，說：「在利昂．沙爾曼寫的那本傳記中，我發現她在描述我的婚姻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樣犯了相同的錯誤。」她鄭重地聲明：「我是從上海去東京並於1915年10月25日在那裡同孫逸仙結的婚，這就是說，我們結婚的時間是在他們(指孫中山與元配夫人盧慕貞－－－作者注)離婚幾個月之後。我們的婚姻是在東京市登了記的。舉行婚禮之前，我們當著律師和證人的面在結婚書上簽了字。結婚的證書是一式三份，這些證書分別由孫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師和田瑞保存。」宋慶齡指出，「很久以來，敵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傳教士都在這個問題上對我進行誹謗。」她請韓素音「採取任何你認為合適的辦法把我這個聲明公諸於世人，以正視聽」。相同內容的信件，宋慶齡還寄給了她的朋友麥克唐納。
宋慶齡還於1973年3月13日親自致函索爾茲伯裡，直率地批評他的錯誤：「首先要感謝你惠賜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讀。請允許我指出一個史實上的錯誤。孫逸仙在我同他於1915年10月25日結婚時，他是自由的(結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說的1914年，當時我還在上海)……反動派和傳教士(他們常常是反對進步的)試圖造謠污蔑我們，但事實總歸是事實。我丈夫的兒子現住加利福尼亞，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從他那裡得到有關上述事實的證言。」
宋慶齡敦促索爾茲伯裡改正他書中的錯誤，同時嚴正提出：「你也許可以向你曾諮詢過的那些所謂可靠的參考資料來源發出警告，告訴他們這是一則極為惡劣的不實之辭，他們到處散佈是有罪責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時，立即給作者去信表示「對你的情誼深為感激。」
宋慶齡不得不採取了「地下工作」的辦法
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的住所抄走大量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慶齡與他的來往信件及底稿數十封，張春橋見後如獲至寶。在上海市革委會討論時，張春橋說：「金仲華……可能是美國特務」，「宋慶齡這個人可複雜了」，他親筆批示：「應當整理一份材料報中央、中央文革，並繼續查下去」。在市革委的報告中，強調金仲華和宋慶齡「有特殊密切的關係」，並說「這次抄獲宋慶齡給金仲華的信有七十餘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寫的外，其餘都是用英文寫的。經專人帶交的約佔半數。文化大革命以來，他們的通訊(信)特別多。」「可以看出幾個問題，第一，金、宋之間往來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談話內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間往來頻繁，互通京滬文化大革命情況……有三封信，內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麼。」由於是毫無根據的欲加之罪，又懾於宋慶齡在國內國際的崇高威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還未敢貿然下手，但惡毒用心已顯而易見。
宋慶齡經過短短的困惑之後，即對這場「革命」產生了懷疑和警覺。為了保護自己和同志以堅持鬥爭，她不得不採取了新中國成立後她從未採用過的「地下工作」的辦法。現在所看到的文獻信札，是為劫後僅存，而宋慶齡給同志、親友的大量信函，則因收信人應宋慶齡之囑，在當時就「閱後燒掉」了。根據瀋粹縝的回憶，「凡是有點內容的信，比如告訴我她的某某親戚自殺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測等等，在信後必定寫上四個大字『閱後燒掉』，還加上幾個驚嘆號。」從保存下來的宋慶齡1966年9月24日致羅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於此信內中談到對「文革」及「破四舊」的看法，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別注上「此信看後即燒掉為荷！」字樣。在「文革」中，宋慶齡與好友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談論對這場「革命」的種種看法。他們住得很近，宋慶齡的信都交由忠誠的保姆或司機送去。遵照宋慶齡的意見，馬海德在閱信後即銷毀。而宋慶齡另外一位長期的忠實的同事與朋友、《中國建設》雜誌的第一位社長、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卻因為沒有遵照宋慶齡的囑咐，沒有及時「閱後燒掉」那些信件而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在被「造反派」抄家後不久，金仲華因不堪忍受殘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殺。
摘自《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