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北京的病例一下從37上升到339，作為人民公僕的高副部長，哪怕是透露一點兒政府做錯了的表示也好，他沒有。他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官腔，百般狡辯，歸咎客觀原因，毫無認錯的誠意。
雖然中共作出了處理「非典」最重大的策略調整：解除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職。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次的撤官行為不過是中共歷史上用「替罪羊」來轉移視線的故事的翻版。
高強說，數字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非典型肺炎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災難，診斷比較困難，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二是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沒有全面準確統計；三是衛生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準備不足、防疫體系比較薄弱、要求不明確、指導不得力。
北京退休軍醫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在看了衛生部長張文康4月3日有關北京只有「12例，死亡3例」的報導後，非常憤怒。告訴外界，認為他知道的309醫院就有起碼「60例，死亡7例」。而這事被後來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實地調查所證實。
那麼這「60例」被忽視是不是由於高副部長所羅列的3大原因呢？
1、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
不成立。309醫院早已確認他們是「非典」。
2、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
不成立。這60人都在309醫院的同一病區，還要跟誰「有效聯繫」？
3、準備不足，要求不明確
不成立。「非典」成了國際焦點，世界衛生組織一再要求報告病例，要求非常明確。不過，309醫院得到的「明確要求」可能是──盡全力封鎖消息，確保「兩會」順利召開。
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信勢但但宣稱，「北京還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4月10日衛生部付部長馬曉偉一口咬定，「這個數字目前是準確的」，「包括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確珍的病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齊小秋在同一會上揚言「今後診斷病例的數字會越來越少」。
很顯然，他們是明明白白地在向全世界人民撒謊。
今天，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作為「替罪羊」免去了職務，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中共認錯的誠意。
歷史上中共祭出的「替罪羊」多的去了。在80年代，因為鐵路事故，森林大火，有過幾起因為□忽職守而丟官的。到了江澤民時代就只剩下利用腐敗來打擊政治對手的殘酷鬥爭了。歷次政治運動，都有「替罪羊」被搞了下去。十年文革浩劫，讓「四人幫」扛了過去。其實從高官到平民，文革中參與多多，卻鮮見有人出來思過反悔。這樣的民族，如何又能抵檔再一次文革的來臨？事實正是如此。當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其現代化了的宣傳攻勢更甚文革時，又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呢？事實上，有「替罪羊」可祭，還表現出當權者擁有壓住局勢的信心；在法輪功問題上，連一個「替罪羊」都還不敢祭出來，因為那是江澤民直接在前面衝鋒陷陣的戰爭。
就如同那個偷東西的小孩，他學到的是，下一次如何偷得更好而不被發現。中共得到的也許就是同樣的反面教訓──如何在今後的撒謊中做得更完善，而不被外界抓住把柄。「非典」的國際化對於中共算是新課題，使得慣用的隱瞞術砸了鍋，而今後對於國內問題的封鎖隱瞞，也許更加徹底。
這一次的「非典」臨陣撤官，中共到底學到了什麼，我們將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