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命關天的恐懼中，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也終於爆發，並把憤怒的矛頭直指北京傀儡董建華，要求董伯辭職的呼聲時有所聞，就連親中挺董的《明報》也發出批董的明確聲音。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憤怒也隨之爆發。在歐洲、在美洲、在亞洲……到處都是對中共政權的指責。就連一向幫助中共說話的新加坡，也破天荒地加入譴責中共政權的行列，總理吳作棟取消了訪華，輿論界也一致批評大陸政權。在中國調查SARS疫情的世界衛生組織小組的新聞發布會也指責說：中國當局沒有如實報告所有受感染的SARS病例，所報的死亡和感染的人數與實際數目相差甚大。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資料還顯示，即使在四個月後，中國發布疫情資料的間隔時間最長，質量最差。
而只有身居SARS風暴中心的大陸人，仍然無法公開置疑和批評政府，只能藉助於民間的個人網站和國際媒體來表達不滿和公布有限的真相。
在SARS疫情日益嚴重且引發全世界的強烈不滿之後，中共衛生部官員才有限度地公布疫情；中共最高當局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做出亡羊補牢的嚴厲訓示，中共新黨魁胡錦濤和新總理溫家寶才不得不出面表態，中共政治局也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應對日益蔓延SARS疫情，並嚴令不許再出現瞞報謊報疫情的醜聞。副總理吳儀也多次會見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表達大陸願與世衛合作，願每日通報疫情等立場。由此，大陸媒體開始對防治SARS進行大規模的宣傳，《人民日報》發評論，SARS也上了央視的「焦點訪談」，如何預防SARS也頻繁出現在電視節目中，媒體對五一黃金週的炒作也驟然降溫，防治SARS運動在全國展開……但是，胡錦濤的「揪心」和溫家寶的「鞠躬」以及政治局的決議，也無法有效糾正制度本身和官僚作風的弊端。大陸媒體對SARS的報導，仍然遵守著中共的「政治正確」──黨權至上和穩定第一。所以，其報導的主要內容，一方面是頌歌，另一方面還是隱瞞。
頌歌是：1，新黨魁和新總理對疫情的高度重視，不戴口罩地親自深入疫情前沿，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親民形象。2，各級組織和各單位採取積極有效的防治措施。3，醫務人員表現出堅守職業道德和無私奉獻的風範。4，有關的醫藥部門和醫藥市場全力以赴地滿足民眾的要求。5，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對中國防治措施的讚美，在華外國人對中國安全的肯定。
隱瞞是：1，沒有向民眾通報每日的真實疫情，而這無疑是人們最關心的真相。2，沒有對中國的新聞體制提出批評及改進的建議，那怕是極為溫和的公開批評。3，沒有對疫情蔓延地區的各級政府的4個多月的瞞報謊報提出批評，也沒有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認真追究，特別是對衛生系統的官員的當眾撒謊，沒有進行嚴厲的處罰。4，沒有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發布會做現場直播，隱瞞了該組織對中共政權的批評。5，沒有對防治工具（如口罩、白醋、消毒用品、藥品等）的脫銷進行報導。6，民間對真相的自發揭露，沒有得到政府的鼓勵和官方媒體的傳播。而在民間社會和國際輿論看來，類似蔣彥永大夫敢說真話的良知勇氣，其對社會的道德感召絕不次於堅守在防治第一線的醫生，理應得到社會性的褒獎和激勵。而且，在良知匱乏的當下中國，蔣彥永大夫的作為更具有建設性的重大意義。
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仍然不是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的民眾的生命健康嚴重損害，不是一個政府必須對社會公益所應肩負的責任，而是黨權的穩定和形象。正如胡錦濤在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考察時表達了揪心感之後所說：「當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為關係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一件大事。」溫家寶在談及SARS疫情的危害時也說：「非典型肺炎可能會傷害中國的經濟、國際形象以及社會穩定。」顯然，中共各級官員為了自己的烏紗帽，一貫向上級和外界吹噓政績和隱瞞問題，肆意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罔顧人的生命；中共政權為了一黨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根本不會在乎本國和外國的民眾的生命，除非過於嚴重的疫情危及到政權的穩定。中共高官龍永圖在香港的發言，可作為中共官員普遍患有道德冷血症的代表。他居然說：「如果600萬人中有50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300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香港這樣報導病情，誰還敢來？」而對於生活在自由社會的香港人來說：與經濟發展和香港繁榮相比，他們更關心的是個體價值，因而也就更關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獨裁製度培養出來的冷血官員，才會視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和政權穩定高於人的生命。
對於必須對重大災難負責的政府來說，在其治下出現震驚全社會的嚴重流行病，沒有任何理由不作為頭等大事處理，更沒有任何理由限制媒體向公眾提供真相。現代文明社會的經驗反覆證明：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對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災難性信息，就更應該及時準確地提供給公眾。謠言和恐慌止於事實真相的公開，災情的控制和減輕也受益於信息的透明化。在此意義上，誰隱瞞SARS疫情，誰就是在犯罪。
至今為止，對於因瞞報謊報所導致的疫情蔓延，中共當局居然沒有向受害者們表達足夠的歉意！除了廣州市衛生局長辭職之外，其他官員都沒有得到相應的處罰。起碼，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還敢當眾撒謊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即便不被撤職，也理應主動辭職。因此，在大陸的民間網站裡，網民們完全有理由把中共衛生部長張文康和伊拉克新聞部長薩哈夫相提並論，當然也可以媲美於當年的李鵬編造的六四謊言。在中國，獨裁製度把SARS流行病變成了SARS政治，而SARS政治必然是謊言政治，中共將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漏洞百出的大謊言──撒謊是國人的靈魂SARS。不僅是今天的中共政權，而且綿綿二千多年的帝制歷史，號稱史學興盛、史書浩瀚的華夏文明，又有幾部真正的信史。無怪乎著名史學家顧頡剛感嘆道：「這古史系統的改造，把人們欺騙了近二千年。」
近年來，中共高官動不動就向國際社會喊話：中國是負責任的世界大國。而隱瞞SARS疫情所表現出的對「人命關天」的漠視則證明：只要是獨裁政權，由於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監督，就必然本能地趨向於嚴控輿論和隱瞞真相，不可能成為講信譽和負責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培養出具有職業倫理的官員！無怪乎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發出「隔離中國」的呼籲。而對國際社會的諸多批評，中共媒體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嚴辭批駁「隔離中國論」，4月17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任國平的文章說：「個別西方媒體在報導非典型肺炎有關事態時缺乏應有的善意與專業態度、將問題泛政治化、惡意炒作的行為。中國廣東媒體報告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比較早，但沒有科學依據表明廣東是非典型肺炎的發源地。正如愛滋病是美國首先報告的，但不能說美國就是愛滋病的發源地一樣。」這樣的反駁只能證明：任何獨裁製度的自外於國際社會和普世價值，在根本上皆不是外力進行強制孤立所致，而是封閉制度所導致的自我隔離──沒有中共政權對SARS疫情的隱瞞，也就不會有「隔離中國」的輿論。一個肆意剝奪民眾知情權和自由發言權的政權，一個封鎖危及全世界民眾生命的嚴重疫情的政權，必然是個「自我隔離」的政權，也理應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甚至隔離。即便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全封閉狀態，力主加入了WTO和力求在經貿上融入全球化，然而，政治制度的封閉仍然將自己隔離於主流文明之外。
本來，SARS疫情與政治無關，但獨裁製度之下，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最終都會與制度的落伍和野蠻息息相關。封閉信息就是漠視人權和生命，必然使本來可以控制的災難和可以減少的生命損失，非但不能有效的控制和減少，反而只能導致災難的持續擴大。所以，胡溫體制所面臨的，已經由天災變為人禍的危機，由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所導致的信譽危機。
正是在黨權為重而人命為輕的制度下，處理危機的行政效率極端低下，而封鎖信息和荼毒生命卻出奇地高效率，多少無辜受難的生命被獨裁製度第二次扼殺──跟隨肉體毀滅的是謊言對亡靈的褻瀆。在制度性的對生命的輕蔑中，在制度性謊言的黑牢中，太多的天災演變為慘烈的人禍，太多的死於人為隱瞞，太多的亡靈見不到真實的陽光，只能默默地死去並默默地發霉腐爛。冷酷，剝奪了對生命的應有的敬畏和憐憫；謊言，掩蓋著生命被無辜剝奪的真相。幾千年瞞與騙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1949年後的「黨權第一」的體制對民意和人權的蔑視，究竟還要把生命當兒戲耍弄多久！在毛澤東時代，有限天災擴大為深重的人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深重，還不能讓執政黨長點記性嗎？我們中國人作為人，究竟還要忍受乃至縱容這種不把人當人的制度多久！難道在SARS疫情肆虐世界之時，中共政權還不覺得羞恥？還要為獨裁製度和跛足小康之下的穩定第一而辯護嗎？
此次中國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的迅猛傳播，也為冷戰後的世人上了生動的一課：獨裁製度對世界安全的威脅沒有國界，且不一定非要以戰爭的方式凸現。天災也好，人禍也罷，獨裁製度乃是人類的最大敵人，每天都在羞辱人的尊嚴，都在對生命實施恐怖主義，不僅是對本國人民的最大威脅，也是對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脅，即便是最初不太嚴重的天災，也會因制度的野蠻而演變為慘烈的人禍！如果說，自由制度對人類福祗的貢獻沒有國界，那麼，獨裁製度對人類福祗的破壞也沒有國界。過去的前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當下的朝鮮，已經多次讓天災演變為生靈塗炭的人禍；今日中國的SARS疫情在世界的迅速傳播，與其說是流行病造成的天災，不如說是獨裁製度造成的人禍！而制度性的人禍，只能止於獨裁製度的廢止和自由制度的建立。
2003年4月17日於北京家中
補遺：在本文寄出之後，中共當局在防治SARS上，於4月20日採取了一系列亡羊補牢的措施：國務院新聞發布會公布了比較真實的疫情，並把每5天公布一次改為每天公布；處罰了隱瞞嚴重疫情的有關官員，特別是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顯示了胡溫體制挽救政府信譽的決心，是值得歡迎的行為。但是。縱觀整個新聞發布會，對此前疫情蔓延的責任之檢討，仍然避重就輕，沒有對制度弊端做出痛切反省和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仍然是頭痛醫頭的權宜之計，而非制度創新的治本之策！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