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黨獨裁的黑箱體制中，凡是出現類似情況，中共當局首先想到的，絕非「人命關天」，而是「黨權第一」。所以，當局在疫情嚴重和傷亡慘重的命案發生後，無論做出怎樣的指示，也無論其頭面人物做出怎樣的關切姿態，皆是為了盡量減少對黨權的負面影響。芳林村小學爆炸案、石家莊爆炸案、南京湯山鎮集體食物中毒案、一系列嚴重礦難和最近的海城3000學生中毒案……皆是黨權至上的犧牲品。因此，對SARS疫情向世界的蔓延，中共政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再次凸現了一黨獨裁草菅人命的野蠻本性－－不但草菅本國民眾的生命，也在草菅其他國家民眾的生命。
SARS出現於2002年11月，正值中共十六大召開，為了政權利益就必須隱瞞疫情；2003年2月公布之後，很快又鴉雀無聲，顯然是為了即將召開的十屆兩會；北京在3月1日就發現首例SARS病人，但為了即將召開的兩會而隱瞞下來；4月初中共衛生部公開全國疫情之後，中共政權為了黨權利益，要求各地政府嚴格控制民眾戴口罩，北京市已經在各單位傳達了這項草菅人命的要求，新華社還發表文章說：濫戴口罩對身體有副作用。在SARS發源地的廣州，市政府為了應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到來，強行禁止居民戴口罩。同時，中共非但不取消廣交會，反而為此大肆宣傳中國的安全，並派出一行人馬到全國各地招商。
在SARS的病源體還沒有找到之時，全世界的任何國家都不會宣布有效地控制了SARS的蔓延，而只有中共衛生部官員敢於大言不慚：「廣東和北京一切正常，SARS受到有效控制，外國人來中國很安全」。中共媒體還把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對中國SARS疫情的考察，作為對外宣傳的道具，在新聞中讓這些專家讚美廣州的「美麗迷人」，肯定中國政府對疫情的防治多麼卓有成效，而對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共政權的質疑和批評則絕口不提。最過分是中共高官龍永圖，他居然對香港人說：「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香港這樣報導病情，誰還敢來？」而對於生活在自由社會的香港人來說：與經濟發展和香港繁榮相比，他們更關心的是個體價值，因而也就更關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獨裁製度培養出來的官員，才會視經濟發展、招商引資和政權穩定高於人的生命。
作為對比，就連對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倒薩之戰，美國政府都讓600名各國記者隨軍直播戰爭，讓世界各國媒體對之評頭論足，允許本國的諸多媒體的批評性報導，而不怕有損於美國政府的利益，充分說明瞭自由制度的自信、負責和善待人性。而中共政權在SARS疫情上的隱瞞和不許批評，只能說明獨裁製度的內在虛弱和本質上的反人性，不僅是對國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脅，也是對全世界的威脅！
2003年3月17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