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的時候，瑞典文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漢語作家、華人高行健先生。很多年以後，當人們想起自己在當時的心理感受，激動、憤怒、表態或做秀，也許仍可以一言難盡來表述。因為漢語世界本來就是文學的，或說有著悠遠的文學傳統，這一世界或傳統在當代潛隱起來後，人們對文學有一種更為功利的使命感，內心的不自信需要外界的鼓勵，生活世界的複雜需要文學的眼光；而中國人不自信和生活的複雜在於，過渡轉型的意識根深蒂固，自信自負的意識也根深蒂固。對於外界，人們既需要它的參照，它的標準，人們又感覺良好，以為自己本來自立自足；對於文學，人們需要外人的承認，又以為自己的「道德文章」足以誇耀。人們忽略了慎獨、自處，人們更難以理解與他人共處，因此，儘管進軍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人多年來的心願，「情結」，但在中外關係微妙的時刻，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流亡多年、在國內已不為人知且已「直認他鄉為故鄉」的高行健先生，無異是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一刺激更微妙，它刺激的是中國人的文學感情。
不管高行健先生的創作是否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傳統，也不管他的文筆如何被見仁見智者以為一般或特殊，他獲獎本身就是一個事件。因為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質量暫且不論，單論數量、聲勢和規模，其活躍是空前的。眾多的媒介傳遞著作家的勞作，眾多的基金獎勵著我們的作家，出版的繁榮也把現代文學史上的二三流作品跟古代的、國外的文學作品統一進經典的行列，當代的作家因此更有幸及早地以經典教化了中國的年輕的讀者，至於張承志、張煒、韓少功、余華、劉震雲、莫言、池莉、畢淑敏、方方等等，不僅有著廣大的讀者，更有著出版商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在向他們致敬。這個已然成氣候的「道場」裡艷羨的桂冠拋給了已然名不見經傳的同胞，怎幺可能不是一個事件？
據說有的作家聽到消息時當即摜了電話，有的官員作家對報界說中國有一百多位作家都有資格獲諾貝爾獎，被稱為「做鞋辦」的機構也出來發表聲明，以為諾貝爾委員會此次評獎有失公允，有政治因素；另一方面，對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氣氛耿耿於懷的仁人志士們，則對高行健代表的消極退隱的姿態不滿，在這方面，高行健先生也確實跟世代流亡海外的華人一樣，以流亡開始，以流失結束，因此這些人認為諾筆謨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