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全世界的醫學工作者不得不加班加點去對付新出現的非典型性肺炎。許多國家都發現了患者，人數雖然不多，有的卻已經死亡，而醫學工作者正想方設法探究其原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最新情況，越南、香港和加拿大已有十七人死亡，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的十五個國家已發現400多病例。2月11日，中國聲稱已發現305個病人，有五人死亡。目前，全世界的媒體都在集中報導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甚至在香港都很少有人去關注這樣一個問題：非典型性肺炎的傳播是由於中國的失責而引起的，它很容易變為中國對人類的間接侵略。
目前的情況使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一場大辯論。當時中國宣布要在香港西北五十二公里處的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由於人們對契爾諾貝爾核電站的事故記憶猶新，香港辯論的焦點是中國處理危機的能力。如果大亞灣發生核電事故，中國官員會不會立即通報香港？還是按過去一貫的做法，否認出了事故，從而產生更嚴重的後果。
1994年以來，兩個核反應爐不事聲張地在供電，早年的辯論也就被人淡忘了。但是，人們還是擔心中國處理危機的能力。四個月來圍繞非典型性肺炎傳播的種種說法，生動地表明北京沒有這種能力；中國在此期間的所作所為與它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
香港與北京的對比
儘管人心惶惶，香港並沒有亂套。媒體較快地報導了新來的"神秘疾病"。 當它被確診為嚴重的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後，衛生部門負責人立即指出這種病的危險，他們的言論並沒有受限制。當局及時公布了本地和國際組織的警告，向居民發布應注意事項，同時立即與世界衛生組織聯繫。
這種神秘疾病的確有一定影響，它引起了過度的驚慌。有一所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七十的居民說不知道這是什麼病。這種病可能會嚴重損害人體健康，但是信息的自由交流減少了人們的憂慮。
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2002年11月中，廣東佛山首先出現這種疾病，但是消息被當局壓下。儘管又有續發病例，官員們絕不公開談論可能出現的嚴重情況。於是，非官方人士也三緘其口，甚至不讓上海和深圳的報紙報導這一消息。這種不光彩的沉默持續了三個月之後，廣東當局才承認有305人得了這種原因不明的疾病，有五人死亡。
最糟糕的是，當局遲遲不與有關國際組織聯繫。過了四個月，中國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早些時候，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北京，但是它未能訪問廣東。直到三月底，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團才獲准去廣東考察這種病的發源地，但是這距疾病爆發已經有十八個星期了。
國家控制的中國媒體沒有故意渲染這個問題，這純粹是因為當局決定把消息壓下。中國人無可奈何，只得聽信謠言；在沒有信息自由的國家裡情況往往如此。謠言傳播的途徑包括手機簡訊，結果是引起了恐慌，說是來了一場新的傳染性感冒。
問題複雜化
中國的掩飾和失責使問題複雜化了，這叫人想起了1918年和1919年的世界性傳染病，死者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喪生的人數。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應該迅速找到、分析和診斷引起意外死亡的細菌或病毒，以免引發流行病或傳染病。廣東被經濟學家雜誌稱為"臭名昭著的傳染病熔爐"， 因此，中國的失責更有可能殃及全世界幾十萬人。
據信是廣東的一個醫生在香港把病傳染給他人，從而引起了一系列死亡。如果廣東官員能果斷處理正在形成的危機，就不該讓那醫生出境，廣東的衛生官員也會找到更有效地醫治病人的辦法。但是，主管官員得有勇氣說實話。實際情況是，在二月份召開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官員只淡淡的說了句"一切正常" ；他利用職權向被控制的媒體製造了假象。
中國的官員之所以沒有直截了當處理這個問題，可能同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佛山出現第一個病人的時候，正是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快要結束之際，官員們懂得不說為佳。由於三月份又要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家所關心的還是黨內的權力鬥爭。
中國傲慢自大？
不過，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不單單說明中國在危機管理方面的失敗，它還集中表現了中國的自大；目前的這個政權不願意以負責任的態度對待其它各國。對付流行病需要世界各國緊密合作，但是，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出現四個月之後，中國還不能提供取自病人的生物樣本或化驗結果，甚至也不能公布治療病人的細節。世界衛生組織發起了一個電話會議網，每天討論對非典型性肺炎的新發現和研究，參加者有十個國家的醫務人員，可是直到3月23日中國還沒有參加。
北京野心勃勃，想在世界上充當領導角色，但是它卻封鎖非典型性肺炎的消息達四個月之久，這種行為既為人所不齒，又令人不解。北京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躲躲閃閃，而國際社會的反應卻很曖昧，不願意得罪中國，這也令人費解。國際社會如果不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這類事件也許會屢見不鮮。
(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