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英雄》是藝術片，不是政治片。我們看《英雄》，是為了獲得美的享受。不錯，《英雄》是很美。可是，《英雄》的美，除開自然風光與武打功夫外，更多的表現為法西斯之美。《英雄》是極權主義美學的傑作：宏偉壯觀的大場面，整齊劃一的動作，高高在上的偉人和千千萬萬充當道具的群眾。在那裡，偉人是抽象的，被當作歷史規律的體現或集體意志的化身或人民利益的代表；群眾也是抽象的，無個性無面目，其存在的主要功用是烘托偉人及偉人代表的偉大事業。《英雄》的不少鏡頭，在美學上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當年納粹德國的名片《意志的凱旋》。
為《英雄》辯護者拒絕和迴避針對故事主題的批評。他們反問批評者：《英雄》是部娛樂片，你們怎麼老批評它的主題思想？這句話剛好問倒了。你不應該用這話去反問批評者，你應該用這話去問導演：既然拍的是娛樂片，為什麼偏偏要選擇一部其主題思想會招致非議招致反感的劇本呢？
眾所周知，一般的娛樂片既然以取悅觀眾為原則，它總是力圖避免冒犯公眾的價值觀念，總是力圖讓各色人等皆大歡喜。這就是為什麼像《泰坦尼克》一類好萊塢娛樂大片能夠全球通吃的奧秘所在。我並不很欣賞《泰坦尼克》，我覺得在其中愛情故事喧賓奪主，比不上當年的《冰海沉船》。不過我必須承認，《泰坦尼克》中的這段愛情故事確實也容易讓人感動，起碼不會招人反感。畢竟，生死之戀總是人們共同珍視的一種價值。
《英雄》則不然。《英雄》不能不激起人們的反感。《英雄》宣揚的主題，既冒犯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又冒犯了現代的人權理念；不符合中國人的價值標準，也不符合洋人的價值標準。張藝謀如果事前沒想到《英雄》的主題會是對人們價值觀的挑釁，那是他無知；如果他明知故犯，那說明他要拍的並不是單純的娛樂片，而是「寓教於樂」片。
為《英雄》辯護者還說，《英雄》是商業片，圖的就是票房價值。這種辯護也有同樣的問題：商業片就商業片吧，拍什麼不行，為什□偏偏選上《英雄》？好比一美貌少女，追求者如雲，她卻偏偏嫁給一位黑幫老大。她說她圖的是錢，可問題是，在眾多的追求者中，有錢人多的是，其中有的是正派，清白，社會地位高或廣受尊崇的，為什麼偏偏看上一個黑社會呢？
中國的武俠小說中，好作品多的是，絕大多數的主題都能投合大眾的價值標準，在細節上也不像《英雄》那般悖情逆理。如果選用別的武俠小說作劇本，憑著張藝謀的高超導技和眾明星的出色演出，再加上如詩如畫的景觀和鉅額資金的投入，完全可以創造出同樣的或更高的票房價值。可是，張藝謀偏偏選中了《英雄》，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除了金錢之外，導演是否還另有所圖。
如果你告訴我，不選拍《英雄》而改拍別的本子，中共當局雖然也能容忍，但不會鼎力相助；而沒有當局的鼎力相助，《英雄》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商業成功。倘若果真如此，張藝謀拍《英雄》取悅當局之說就落實了。
也有人說，《英雄》招來如潮倒彩，安知不是一種成功的行銷策略？我看不像。《英雄》沒能評上金像獎，估計也評不上奧斯卡，這就無助於提高票房價值。退一步講，用招人罵的方式招攬生意，其代價是自毀人格自毀形象，君子不為。張藝謀拍過很多電影，不過，以後人們提起張藝謀，首先想到的會是這部《英雄》。
*評《英雄》的反歷史虛構
《英雄》宣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受到猛烈批判。為《英雄》辯護的人說，《英雄》裡的故事是虛構，何必當真？這剛好把話說反了。正因為是虛構，所以尤其要當真，否則豈不辜負了編導虛構的一片苦心？
大致上說，歷史小說或歷史影劇的虛構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如《三國演義》，是在歷史上真人真事的基礎上加油添醋。第二種類型，人物和事件都是虛構的，但合情合理；不具事實真實，但具有情理真實。《英雄》的虛構顯然和上述兩種都不同。《英雄》的故事發生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中(這一點編導相當強調)，但故事本身是虛構的；關鍵在於，《英雄》裡虛構的刺秦故事完全不符合情理真實而且違背情理真實，它不僅不是歷史，而且還反歷史。
對歷史進行反歷史的藝術虛構，通常表明作者對歷史真實非常不滿，因為真實的歷史嚴重地違背了作者本人的價值標準。作者對歷史真實的不滿是如此強烈，以致於他認為，只要他還必須在歷史真實或歷史的情理真實的前提下做文章，那麼，無論他怎樣演義虛構，仍然不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他自己的價值觀念，所以，他公然地有意地違背歷史真實並且違背情理真實進行反歷史的藝術虛構，以期突顯作者自己的價值傾向。「改造」歷史，就是用自己的價值觀改造歷史。在被改造的歷史中，作者展示給我們的不是歷史，而是作者自己的價值觀。
舉個例，《蕩寇志》就是一部反歷史的虛構。我們知道，《水滸傳》是根據《大宋宣和遺事》中幾段記載渲染演義而成。關於《水滸傳》的主題思想，有人說是「誨盜」，有人說是「忠義」，有人說是歌頌反抗，有人說是讚美投降；也有人說統統不是，《水滸傳》的主題思想無關緊要，作者無非是把一段歷史記載給我們編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又好看又好玩的故事而已。
假如說對《水滸傳》這部書，人們還可以見仁見智，有不同的解讀的話(但是，這不同的解讀決非半斤八兩而無高下之分)，那麼，對《蕩寇志》我們就不好這樣說了。本來，根據史書(儘管你可以對其可靠性存疑)，宋江一夥確被朝廷招安，可是，《蕩寇志》的作者卻要進行反歷史的虛構，去掉宋江等被招安這件事，改成被朝廷大軍毫無妥協餘地的徹底剿滅。本來，早在《蕩寇志》問世之前，梁山好漢的故事就流傳了多年，深入人心；《蕩寇志》的作者要寫《蕩寇志》，顯然就決不只是換個法子講一個有趣好聽的故事而已。他是以此來表明他對草寇的深惡痛絕，也是力圖對《水滸傳》流行多年造成的閱讀效果「撥亂反正」。作者堅信，梁山草寇犯上作亂，罪該萬死，朝廷何能招安？縱然這夥強盜被招安後的下場也不美妙，那終究還是太便宜了這夥十惡不赦的強盜！所以，作者要把人所共知的一段招安歷史生生抹去，硬是讓梁山好漢一個個都死在官軍的刀劍之下。
讀《蕩寇志》，你不能也不該不重視它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因為那正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就像你讀寓言不應該不重視它的寓意。
《英雄》的情況與此相似。刺秦的故事流傳了兩千多年(從《戰國策》到陳凱歌)，至今不衰。只要你瞭解有關的歷史，瞭解此前關於刺秦故事的種種描述及其社會影響，當你看到《英雄》，你很難不強烈地感受到編導者以反歷史的虛構來作翻案文章「古為今用」的創作意圖。
有趣的是，當年《蕩寇志》的作者和辯護者決不諱言該書的主題思想(事實上，他們唯恐別人不關注)；而今天為《英雄》辯護者，卻很少有人敢於堂堂正正地為《英雄》的主題思想和價值取向辯護。他們只是一味地顧左右而言它，假裝《英雄》根本沒有什重要的思想觀念要表達。那是否意味著辯護者們自知理虧心虛，知道他們那套道理端不上台面，只能暗示不可明言？
*對歷史須心懷虔敬
我不敢說，對猶太人，宗教是他們的歷史。不過我確實敢說，中國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國人不是沒有道德的堅守，不是沒有人生意義的尋求。在別人那裡，由宗教提供的東西，在我們這裡，由歷史提供。別人靠宗教，我們靠歷史。
我們不相信靈魂不朽，可是我們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說，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他的德行、言論或功業流傳後世。不朽就是在人類的延續即歷史中不朽。
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們相信有公正的歷史。
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我們不相信好人死後會升天堂永享至福，壞人死後會下地獄永遭懲罰，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和其他文明古國相比，中國有著最悠久、最豐富、最連續、最完整的歷史記錄。中國的歷史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它對真實性的堅持，不畏權勢，秉筆直書；一是它對道德裁判的強調，春秋筆法，意含褒貶。
寫歷史而帶褒貶，某些現代西方學者也許不以為然(注)，但是它對我們中國人至關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在中國，壞人不信地獄而無所不為，能讓他們還有所忌憚的也就只有歷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不能不承擔起道德裁判的職能。
文天祥從容就義，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檜設計害岳飛，一度猶豫不決，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後遭唾罵，在歷史上遺臭萬年。文革中，劉少奇遭毛澤東陷害，百口莫辯，他只能用這樣一句話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兒女：「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在中國，歷史是好人在現實生活中能一反趨利避害的本能，堅持道義理想的唯一憑藉，是不幸者陷身絕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壞人雖有赫赫權勢但仍不敢為所欲為的唯一忌憚。越是在極端處境，中國人越是感到對歷史的依賴。「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也許有些中國人不曾感覺過這種依賴，他們以為他們不靠歷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實，那只是因為他們太幸運，要太膚淺太懵懂，未曾體驗過或思考過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對強暴與災難時的孤立無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採說：「上帝死了」。不少中國學者對這兩句話闡釋發揮，啟人深思。但這些議論放在中國的語境，則有隔靴搔痒之嫌。因為中國人本來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問題是，由於對上帝的信仰衰落，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危機；然而在中國，道德秩序本來就不依賴於對上帝的信仰。我們的宗教是歷史。宗教出危機是人家的故事，歷史出危機才是我們的故事。如果我們的歷史出現了危機，我們的道德也就岢魷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