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尹進."們在將幸災樂禍"合理"化了，真是滑稽。精神癌症是必須拒絕的。
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七名宇航員遇難時，中國的大學生沒有一個"幸災樂禍"的，那是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共產黨開明與政治民主成為大學生優勢關懷的效驗之一，那時的大學生也愛國，但主要集中在從中國自身找積弱積貧的原因；那時的大學生也有民族情結，但沒有一次輿論矛頭會指向美國與她所集中體現的文明。17年後的今天，又是"哥倫比亞號"七名宇航員全部遇難，來自"中國"以及"華人統一戰線"的幸災樂禍聲，又像"9．11"災難發生時那樣甚囂塵上了。劉曉波先生在第一時間作出堅決的回應，緊接著曹長青等先生也紛紛撰文作出譴責。他們的文字總算證明了中國人還有人性、還有良知、還有希望，公平說，中國官方也在第一時間在官方新聞中突出表達了有別於以往陰鷙趣味的一面。這是好的。問題是，特別是1989年以後官方以多種方式精心澆灌的"惡之花"還是又一次怒放了。說明中國的"反文明政治"已經嚴重毒害了社會、嚴重毒害了人們的心靈。
我不是宗教徒，但是，如果"神"就是"人類普適價值"的至上代表的話，那麼，"我首先是一個人、首先面對著無歧視的神的世界做人"，無疑是人類應當無條件接受、遵行的"教義"，這樣我們當然不會首先在意什麼人種、民族、國家等等。當聖雄．甘地聲明他既是印度教徒又是回教徒還是基督徒、佛教徒的時候，他僅僅說出了一個人直接面對上帝時的一個常識、一個真正宗教精髓的真理。那麼，"9．11"災難面前中國知識份子喊出"今晚，我們是美國人！"又錯在哪裡？在2月2日噩耗傳來的那一刻喊出"宇航員們的犧牲就是全人類的犧牲"又何錯之有？
是的，雖然"幸災樂禍"在哪一種宗教教義中都不是正當的，聯合國人權公約中也絕沒有為了"尹進."們將"幸災樂禍"作為一項權利特別制定出來，"尹進."們還是可以"幸災樂禍"，還是可以堅持"咱中國人"並不"可憐巴巴的一點'幸災樂禍'的權利"，但是，"尹進."們卻沒有理由將"幸災樂禍"說成僅僅是"心理"的事情，更沒有理由說曹長青們的批評是在"剝奪"你們的"幸災樂禍權"，因為，這恰恰說明"尹進."們對"權利"的無知。"權利"以及"權利的運用"都不能免予批評，但只有"專制權力"才能有"剝奪"的邪惡，而任何批評本身都不可能構成對"權利"的"剝奪"。從思想方法上看，恰恰只有專制者才會像"尹進."們這樣認識問題，認為批評是要不得的，生怕批評會"剝奪"了"權力"的什麼。
"尹進."們自以為是地認為"幸災樂禍是弱者心態"，果真如此麼？當"右派"、"自由化"、"異議"、"民運"分子們坐牢、受難甚至被迫害致死時，所有惡狠狠的吐出"活該"兩個字來的人們，難道有一個仇恨專制腐敗的弱者在其中嗎？據我所知，連一些屬於"強者"的警察也不說"活該"的。反過來，如果"六四"劊子手有了"災禍"了，"六四"受難者中可能會有"幸災樂禍"的，但那既不可能是"尹進."們的所謂"弱者心理學"規律，也不可能被認為是正當的"心理"--許多皈依了宗教的"持不同政見者"，都已經有了這樣的境界--只有專制黨官僚才拒絕任何神學的教誨。
我曾經對審訊我的人說過：我與李鵬首先是一樣的人，有一樣的本性。作為人，作為上帝面前的人，任何人都不應當有任何哪怕是道德上的優越感。但是，上帝不會贊成邪惡與不斷製造仇恨。於是，接著要問的問題就是：誰是撒旦--誰、怎樣製造了仇恨？如果說"地獄"是上帝對邪惡的回應，那麼，自衛--今天，尤其是正義力量為全人類擔當的超出左鄰右舍、鄉衢阡陌、國家地區的"人類自衛"--就是上帝允諾的"人類回應"了！神學、道德、法律，都不應當成為"尹進."們喜歡談論的"心理學"糊塗賬，否則，康德絕不必仰望天空了！
在飽受"中國式父親"的"棍棒之苦"的孩子心裏，"父親"的暴亡都會在孩子心裏引起"幸災樂禍"的反應麼？在這裡，"尹進."們不必匆忙堅持什麼"弱者權利"的。"尹進."們對"幸災樂禍是心理問題"的"解釋"最多有"字眼"上的似是而非，例如尹進列舉到的"1，對美國人國際事務中一貫的橫行霸道看不慣；2，對江澤民集團的對美政策的軟弱無能強烈的不滿；3，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人敢攻擊中共，以幸災樂禍罵美國而發泄對中共的軟弱無能的不滿。"無一能夠侷限在心理範圍加以討論。難道不是這樣嗎？
那麼，現在來看"尹進"們的"幸災樂禍"，除了邪惡的權力及其邪惡的運用所帶來的"偽教育苦果"、"反教育毒害"，還有什麼呢？是的，苦果已經長出，毒害已經發作，"幸災樂禍"之後能收穫什麼呢？愚昧、野蠻、仇恨、好勇鬥狠、流氓、土匪、惡霸、明殺與暗殺、黑社會橫行、拳頭主義、槍桿子決定一切，應有盡有，中國的苦難、災難、禍患，早者呢，更大的發作還在後面等著呢。這將是曠日持久的沒有贏家的報應！誠如曹長青先生所深刻指出的那樣："民族主義的仇恨就是在摧毀這些人類共同的、可以共享的美好價值，同時也在毒化、摧殘你自己。"
我承認，作為中國人，我這輩子除了不幸還是不幸；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的，我必須與所有中國人一起承擔上帝賜予的苦難。
（《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