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官舉起的是磚頭而不是法律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法律信仰的缺乏或流失。關於案件的改判情況，我們無法知道得更多，但是非此即彼，其可能無外乎兩種：改判公正或不公。假設是公正的，則無異表明先前的判決存在不公。對於一名法官而言，由於違背程序正義或出於其它原因導致判決不公正，當然談不上是對法律精神的追求以及對於法律威信的尊崇，對法律自然也就毫無信仰可言，更何況在改判之後法官本人竟然「砸屏」泄憤呢；反之，假設改判是不公的，則改判者心目中有著怎樣的法律信仰，不言而明。更為嚴峻的是，當一名法官面對不公正的改判而無能為力，只好使出「砸屏」之下下策以泄不平之時，其中對於法律的信仰從何談起？尤為不堪的是，法官尚且如此之時，公眾又將如何樹立起對於法律威信的認知以及對法律正義的寄託？
對於出現「砸屏」，有人認為是由於法官本人的素質低下所致。同日《中國青年報》「法眼」文章將張湘寧呼為「法霸」，正在於此。但是，報導也沒有透露「砸屏」事件背後的真實起因，論者卻僅憑一起「砸屏」事件就不由分說地扣上「法霸」這個大帽子，先入為主地進行蓋棺論定，便有失客觀。雖然，我無法斷定「砸屏」事件當中沒有「素質」的因素，何況在一些地方也的確存在有些法官素質低下的事實，但更應該看到，這種因素的出現恰恰是缺乏對法律信仰的結果。很顯然，一個素質低劣的人不可能在一個尊崇法治的社會「混」上法院院長，而一個敬畏法律的法官也不可能做出「砸屏」這種「自毀顏面」的事情來。
著名法學家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說道：「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對於法律的信仰，司法者無疑應當成為最堅定的群體，也只有通過這個群體對法律的實踐，才能使得法律最終成為全社會共同的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講，湖南「砸屏」事件顯示出的一些司法實踐者對法律信仰的缺乏，讓人深以為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