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汪聰明，利落，誠實。 每次來我家做工，總是做得又乾淨，又有效率。其實她掙得並不多，一小時勞務費6元錢，家政中心就收去一半。但是因為她有身份證、暫住證、身體合格證、結婚證、節育證明等，家政中心就能保證她在北京工作的穩定性。她工作總是讓各家主人信任滿意，所以，雖是小時工，在我們小區各家的工作卻比較固定，收入在同行人中算是較高的。
11月初的一個工作日，她沒有來。一個星期後，她來了，告訴我：「邢老師，你知道我上次為什麼沒有來？我被抓到昌平的沙河，又被送回老家去了。」她的話讓我一驚：「為什麼？」小汪說：「不知道。半夜三更12點多，警察來敲門，立刻就帶我走，我胡亂穿了條薄毛褲，毛衣，連襯褲、罩褲都沒有穿，也沒穿外套。把我和很多人拉到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在一個很大的屋子裡呆了一天一夜，就坐在瓷磚地上，又凍又餓都不知道困了，（那幾天北京晚上是0度左右）中間只給吃過一個窩頭。」
「那屋裡有多少人？」
「1000多人。聽說每天都是這麼多人。」
「有暖氣嗎？」
「沒有。」
「你不是有暫住證嗎？」
「有也沒用。人家不看，就說我租的住處，不能出租住人。聽說警察抓人每個區、片上邊是派下指標的。」
小汪一邊幹活，一邊告訴我：「後來，把我們送到鄭州看所守所，那邊看守所打電話到我老家，讓他們帶著錢來接人。老家的人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我丈夫。抓我那天，我丈夫正好有事沒有回來，要不然就和我一起抓走了。我丈夫趕快拿著錢把我贖了回來。」
「鄭州看守所要了多少錢？」
「500元。聽說他們要分給北京看守所。加上路費，我們1000多元花沒有了。」我知道，她一月也掙不到1000元。
「火車是專門運送民工的嗎？」我問。
「是的，有好幾車車廂，一站一站送，光送到我們河南鄭州的就有400多人。還要好多人要往別處送。但是老家的看守所對我們還算好，8個人一條被子，吃的是饅頭也有菜。」
關於北京一到重要節日或有什麼重要會議，就要抓民工或外地人到昌平沙河，然後遣返他們回家的事，我早有所聞，就是在我身邊發生的，已經不是一起了。兩年前我裝修時，正是元旦前夕，一天工人小徐，氣喘噓噓跑來說：「好險啊，差點讓警察抓走。」我問：「說為什麼？」，他說：「不為什麼，人家一看你不像北京人，又像是民工，就抓。我這幾天還特意穿得好了一點」。哦，難怪他來做水泥活，還穿了身西裝。「有身份證就不抓了吧？」小徐說：「有身份證，一看你是外地人，更是要抓。」
還有一次，我在外地的一個朋友的兒子，在一家影視藝術學校畢業後留在北京當自由演員，那是「十一」前夕，警察去檢查他們的暫住證，因為他此時的居住處不屬於辦暫住證的派出所管轄（租房總是不大穩定），也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我先生受朋友的委託，帶了錢去「撈」他孩子出來，看守所說，這事你們找抓他們的派出所。去了那家派出所又說，送到看守所他們就能不管了。事沒有辦成，也不讓見那孩子，硬是讓那孩子做了半個月的拉石子的勞力工，「十一」過後返回他外地的家。
聽到這類事，我已經不再震驚。但每聽到一次，我都很憂慮。我特別為小汪、小徐這些能吃苦，又本分、誠實的鄉村青年們感到難過。農村勞動力過剩，進城從事工、貿、修、建、服務，是經濟發展的趨勢，也是社會結構性調整的趨勢。迎接「奧運」期間，北京大舉擴建、新建，哪一處工地沒有鄉村來的大批民工？哪一處裝修隊，沒有外地人？我在高校從事教育工作。能從繁瑣的家務中解脫出來，集中更多的精力搞業務，家政小時工省去了我很多寶貴的時間。這些來自農村的男女民工一邊為首都的建設出血出汗，一邊戰戰兢兢地討生活，哪一條法規，讓他們遭遇這種不平等的公民待遇？他們難道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為什麼要把他們視為不安定因素？
作家王躍文在他的小說《國畫》中曾寫到這樣的情節：某縣，一遇到上級領導來視察，就將本縣城裡的上訪的、要飯的、及各類有失整飭的人，都用卡車拉到另外一個縣的地界的大山裡去；待那個縣遇到同樣問題，也將自己縣的人拉到某縣地界去。結果有一次，拉這種「閑雜人員」的車翻到山溝裡，一車人遇難。縣當局，將事情壓住，不讓外界知道，遇難者的親屬，很長時間不明白親人為什麼失蹤。我相信，這種事雖然寫在小說裡，但不是空穴來風。
不要說上述的「閑雜人員」是中國弱勢群體中的弱勢，一般的民工也沒有經濟和文化能力保護自己的人身權力和生命安全。恰恰應該保護他們的政府和法律卻在肆意踐踏公民權。怕是這種不公正、不平等公民待遇，才是釀成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禍根呢！
從根本上結束這種對億萬農民不平等的公民待遇，讓所有公民有自由遷徙、居住、工作的日子早些來臨吧。
（邢小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著有《丁玲和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和記述一批遭57之難的老人晚年生活的《凝望夕陽》。本文原載山西文學2003年1月號，轉自五柳村）(2/7/2003 3:45)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