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臺26日報導說，我們在這裡要談的第一位是最引人注目的影視明星劉曉慶。多年來她一直是全國百姓關注的焦點人物。先是八十年代在《芙蓉鎮》一片裡奠定女明星的地位，然後又在系列清朝晚期影視中扮演慈禧太后。全民經商開始後，她亦經商發財，一度自稱是中國第一富姐。在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經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批准逮捕，命運可是對她開了大玩笑.
劉曉慶的偷稅、漏稅一案，國家稅務局已經處理判她要補交偷漏稅款1458萬，加收滯納金574萬。稅局依法辦事，馬上要公開拍賣她的房產抵稅。
這個借劉曉慶的知名度來殺雞警猴的效果非常強烈，全國明星、富豪趕緊補交稅款，僅北京一地當月補交稅額就超過了一億。
中央財經大學的劉恆教授指出：如果把劉曉慶被捕的背景放大，那麼實際上這就是一個信號，這就是政府希望加大力度縮小貧富的差距，運用的工具就是稅收。
同樣用稅收為工具懲罰富豪的是瀋陽。第二位落馬人物就是荷蘭籍華人富豪楊斌，此人一度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二，在我們這個落馬榜上他也排在第二位。儘管他很有自知之明，自稱已經歸化為朝鮮人，讓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任命他為朝鮮第一個經濟開發區新義州的特首。但是也沒有能夠逃脫啷鐺入獄的命運。目前司法部門已經不再單單追查他的偷稅、漏稅問題，進一步還在追查他的違規經營。有關方面已經表示，他一定會被查清處置，沒有任何外交豁免的可能性。
同樣因為違規經營為導火線而下臺這個榜上有名的第三位就是藍田公司的創辦人瞿兆玉。他於今年一月開始接受調查，有關方面從九月開始對藍田股份開始正式立案調查。從一九九六年瞿兆玉擔任藍田董事長的時候開始，他就違規作假欺詐上市。藍田股份上市以後，五年期間股本擴張了百分之三百六十，營業收入從四億七千萬左右增長為十八億四千萬，創造了中國股市的奇蹟，但是，從一九九九年至今，藍田及有關股份套牢了銀行貸款十幾億元人民幣。在二級市場上流通市值蒸發了超過二十五億元，商業銀行和中小投資者成為藍田案最大的受害者。
第四位是原健力寶集團董事長李經緯，他曾經用十八年的時間把一家默默無聞的飲料廠，發展成為中國名牌飲料集團。這個品牌價值最高的時候，被有關部門評估為六十億元。然而今年十月十三日李經緯因為涉嫌侵吞國有財產三百三十萬元而被拉下馬。
第五位是一樣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但是就講不清究竟是民營還是國營。他就是原中國汽車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的仰融。傳說話，仰融是中國資本空手道第一大玩家，擅長以小博大。在他的華晨集團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中，在中國成功上市，又在國外成功上市。
但是由於他的成功操作始終都是利用政府資源來進行金融運作。當資產迅速膨脹之後，卻無法決定產權按什麼比例劃分。中國政府話，華晨屬於國營企業，仰融的資產屬於國家。儘管仰融目前出走美國，在中國看來還是已經批准逮捕的涉嫌經濟罪犯。
第六位是曾經被國際業內人士稱之為最優雅的銀行家，原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王雪冰。他四十二歲就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曾經親自參與操作業務，有一年裡賺到的錢，相當於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全年的利潤。今年十一月五日中紀委公布對他的審查結果：貪污、受賄、收受禮品折合人民幣數以百萬計，並多次違反金融監管規定，涉嫌違規拆借、貸款甚至洗黑錢等，目前王雪冰已經移送司法機關進入依法查處程序。
第七位是中國當年最高級的金融官員，這就是前香港光大集團董事長朱小華。一九九三年他年僅四十四歲就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又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一九九六年開始擔任中國香港光大集團董事長。
眾所周知朱小華是朱鎔基的愛將，坊間傳聞他的落馬是上層鬥爭的犧牲品。今年十月朱小華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據說朱小華當場咆哮公堂大呼冤枉。連朱鎔基都沒有辦法救他，他個人的申訴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第八位是當年深圳起步的開荒牛，原深圳市副市長王炬。他的事件引起全國轟動不在於他貪污的百萬元，而在於他的子女和秘書們利用他的地位賺取了數以億計的不義之財。
上面，我們列舉了八名馬年落馬的中國大陸富豪。我們就此請了中國一些知情的人士對這批富翁的落馬作分析。
北京一位經濟機關的政府官員劉女士認為，今年這些重量級財經方麵人物紛紛出事，雖然看上去都事出偶然，其實這裡牽扯到了目前現行的法規和制度的問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希望在金融方面和世界早日接規，甚至在會計法規運作方面已經率先推進了，然而在稅收法規等具體方面嚴重滯後，因此變成在這兩面夾擊中許多民營企業就走投無路，有些就只能違規操作，否則就無法生存。
她指出，根本的還是所有權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所以今天經濟開放改革的開路先鋒，明天就可能成了經濟罪犯。尤其是八十年代初起來的企業家，像李經偉這些人，他們認為江山是自己打的，花在自己身上幾百萬比起他們創造的幾個億算不了什麼，想不到國家會追究到他們頭上。
北京財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凌先生認為，現在雖然一再強調私有財產合法。但是並沒有相關的法律認定什麼時候這些財產才屬於你，正因為這些法律本身含糊不清，使無論富豪還是普通百姓都沒有財產的安全感，於是在全民發財的熱潮中，人們都紛紛鋌而走險。這已經成為一種公開搶奪競爭，貪污、違規都是這個環境中的常態。至於今年富豪紛紛落馬，他認為，從宏觀來看，這就是政府利用他們來蒐集民間資金，官方先給他們優惠條件殺貧濟富，到一批人富起來之後政府就要殺富濟貧。
他認為，這是中國官本位社會經濟發展一貫的政策，和清朝的官辦民營是一樣的程序。政府為了社會的安定，用這些收剿回來的資金來解決部分社會安全保障金，把日益尖銳的貧富懸殊問題轉移到個別富人頭上，以為可以緩和社會矛盾。另一方面，缺乏公民意識和納稅意識的中國人一直是把逃稅看得天經地義，認為比當官的貪污要來的正派光榮，到了司法面前，就沒有一個完全清白。
中國政府對待富起來的人先松後緊先寬後嚴，如果這是制度正常化的過程，司法落實的開始當然是好事情，就怕國家 政策此一時彼一時，搞得人人沒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