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遠古時代的傳說，我們對於殷商時代天災流行的情形，大略可以斷定：自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約當公元前1766至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自仲丁元年至盤庚十四年（約當公元前1562至1388年間），有五次河決之災，而帝辛四十三年（約當公元前1112年），則有一次大地震。
西周以後，水、旱、地震、蝗、疫、霜、雹的災害，記錄較多。就《春秋》三傳，《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及《竹書紀年》、《帝王世紀》、《綱鑒大全》、《廣宏明集》等書，彙集所得，則兩週八百六十七年間，最顯著的災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頻數最多的是旱災，達三十次；次為水災，有十六次；再為蝗螟螽螈的災害，有十三次。此外記載有地震九次；大歉至飢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災情有的極凶，如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８５８－８５３年），連續六年大旱。
秦漢以後，對災害的記載更詳細。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前後漢書》中《諸帝本紀》、《列傳》、《五行志》及《古今注》等書所記，秦漢四百四十年中，災害發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計旱災八十一次，水災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災五十次，雨雹之災三十五次，風災二十九次，大歉致飢十四次，疫災十三次，霜雪為災九次。據《前漢書 武帝本紀》所載，（公元前１１４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飢，人相食」。《後漢書 五行志》載：（公元４６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二十八年（公元５２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可見當時災情的嚴重。
三國兩晉的時候，黃河、長江兩流域間，連年凶災，總計二百年中，遇災三百零四次。其間旱災六十次，水災五十六次，風災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災三十五次，疫災十七次，蝗災十四次，歉飢十三次，霜雪、「地沸」各兩次（注）。
隋朝自統一以至衰亡，短短二十九年間，大災二十二次。唐受隋禪，歷二百八十九年，報災的制度比較完備，因此記錄下來的受災次數也比前代為多，計受災四百九十三次，包括了一些小災。其中旱災一百二十五次，水災一百一十五次，風災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蝗、霜雪、疫癧等災害共一百三十八次。
唐代滅亡後，便開始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在五代前後五十四年中，天災的記載達五十一次。例如：「（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９２８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十國春秋 吳越忠懿王世家》）
兩宋前後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種災害，總計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最多的是水災，達一百九十三次；其次是旱災，達一百八十三次；再次是雹災，達一百零一次。兩宋災害頻度之密，相當於唐代，而其強度和廣度，則更甚於唐代。
元代一百餘年間，受災總共達五百一十三次。其頻度之多，實在驚人！
明代共歷二百七十六年，災害之多，竟達一千零十一次，這是前所未有的記錄。計當時災害最多的是水災，共一百九十六次，次為旱災，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為地震，共一百六十五次；再次為雹災，共一百十二次。當時各種災害的發生，同時交織，表現為極為複雜的狀態。
清朝共有二百九十六年，災害總計達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較明代更加繁密。其中有：旱災二零一次，水災一九二次，地震一六九次，雹災一三一次，風災九十七次，蝗災九十三次，疫災七十四次等……
自民國元年至民國二十六年這一段歷史時期中，單說各種較大的災害，就有七十六次之多，而且常常是水、旱、地震、蝗、風、疫癧等災害同時併發。
這部歷史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隨著朝代的更迭，歷史的演進，天災趨於越來越多。人在世間，免不了不斷造業。受人性貪婪的一面的驅使，總是要不斷對自然進行掠奪，人之間也相互爭權奪利，這些都會導致造業。即使古人多信天信神，相信善惡有報，使人的道德得以相對穩定維持，也還是避免不了造業。到了近代，人走向越來越不信神，無神論觀念為更多的人接受，導致道德觀念趨於淡薄，心性變得不受約束，人對自然掠奪也就更凶，人之間相互爭權奪利更惡。這是導致天災不斷增多的一個方面。
然而，導致天災增多的更大的原因是暴君暴政。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暴君暴政的存在，直接同奇異頻繁的天災共存。暴君暴政本身必然是對權對利極端貪婪。挑起人與人的惡鬥是維持其統治的手段。通過欺騙煽動，迷惑百姓，使得許許多多的無辜百姓無知中淪為幫凶。這樣一方面直接導致龐大人群有意無意中共同造業，同時極大地摧毀社會道德基礎。
歷史因為人而存在，也可以因為人的行為而改變。天災可以避免，關鍵在人心。人心向善，崇尚道德，自覺抵制暴君暴政的惡行，天災自然不會肆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