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無疑是權力污染的「重災區」，行政權力的腐敗也是導致整體社會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是一切「污染」之根本，後面的種種污染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源頭所在。這是人們談論最多、垢病最多、意見最大的疑難病症，體制內體制外對此紛紛出謀獻策，卻久治不癒。
具體表現形式五花八門，前提是手中握有以國家力量為後盾的行政權力，並且有適當的權力實施對象。在運用權力的過程中，不是積極服務於公共職能，而是處處積極牟取個人或者小團體的利益，並有向利益最大化發展的傾向。學術概念上的解釋是，政府行為的經濟化企業化，權力的市場化並積極尋租。
在顯性的權力污染中，百姓感受最深、最為咬牙切齒的莫過於腐敗。這幾年，腐敗出現了一些新的傾向，比如腐敗的網路化集團化，一挖一窩式的腐敗已經見怪不怪；腐敗的高層化，被懲處的官員級別是步步高陞；腐敗面的急劇擴大，縱向橫向大多難以倖免。據統計，早在1997年上半年，平均每兩天就有一個省部級高官、一天就有9個廳局級幹部受處分，發展蔓延速度之快，讓人震驚。今年的反腐重點更是大刀向大官頭上砍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成克傑因為受賄罪被判處死刑，在此之前，被槍斃的有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廣西的李乘龍，海南東方市市委書記戚玉貴等等。大量的貪官落馬也反證了權力市場化在面上傳播的深入，以及權力「污染」在謀求利益上的共識。
去年，一位國家領導人曾憤怒地說：「現在是不是是官就有價？」市場的原則已經在權力市場中開始盛行，明碼標價，買官賣官，在許多地區已經不再是新聞。腐敗的制度性傾向是我們不得不警惕的兆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當腐敗成為一種投資回報式的思維理念已經悄然植入人們心中，並形成一種社會「共識」，那才是最大的權力污染。種種民謠或順口溜都在表述著這樣的認識：陞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 顯性的權力「污染」讓人觸目驚心，而隱性的權力「污染」更讓人可怕。由於政府行為的市場化，必然導致政府功能的弱化，造成其社會功能的紊亂。由此，政府在許多領域出現「失位」或者「越位」行為也就司空見慣，這就造成了權力的濫用或者是不作為。
在隱性「污染」當中，決策失誤是很有國情特色的一種權力污染。雖然從動機上講不具備顯性污染的痕跡，但可以從政府行為本身的缺位和越位上得到解釋。比如，廣州的乙烯廠、河南中原製藥廠、川東碌鹼工程等大項目，這些十幾億幾十億元的投資付諸東流卻找不到責任人，一句「決策失誤"可能就沒有下文。據不完全統計，由於所謂的「決策失誤」導致的損失較單純腐敗帶來的損失要大得多，這也就是說隱性的權力「污染」所帶來的害處更大。
相對於權力的濫用，政府的「不作為」更是無處不在。由於有利益的行政行為大家都積極「有為」，而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則能躲就躲，積極「不為」。前段時間，在特區深圳發生過小孩掉進馬路上的沙井事件，在各個部門之間週轉一圈之後，最終居然沒有任何部門對此負責。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其他職場
權力「污染」不僅存在於行政領域。我們不難看到，只要是掌握一定權力的公共服務部門，都有將權力准行政化的傾向，並利用它來牟取經濟上的利益：當你躺在手術床上的時候，你可能擔心的是會不會給醫生的紅包少了？當你在招生辦公室外面焦急等待結果的時候，心裏思量的是別人會送多少錢？至於面對其他「老虎級」的部門或實體，更只有戰戰兢兢的份兒了。幾乎所有的社會服務領域都能夠找到這種權力「污染」的痕跡。權力「崇拜」的痕跡更處處可見。這種對職業權力的普遍濫用，不僅使關係之風盛行，也為行政腐敗建立了雄厚的後備軍。當一個門衛都可以只對給錢的人放行時，有誰敢保證，一旦他掌握更大權力時，他不會把一套權錢哲學更充分地發揮？ 權力利益意識深入人心，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在一個權力「污染」的環境中生活，每一個手中掌握一定權力－－無論是行政權力還是其他職業權力－－的人，都可能是一個潛在的「腐敗者」。
在普通職業中熟練地進行權錢交易的人，雖然受權力範圍的限制只能小貪，但何嘗不是在為大貪作「操練」？這可以解釋腐敗分子為什麼能夠不斷「前腐後繼」，源源不斷。
不僅在「公家」「阿爺」的部門中如此，在企業中也同樣。國有企業自不待言，而許多私營企業中也遭遇內部貪污的問題。三株在發展的頂峰時期，就是因為內部掌握一定權力的人的集體腐敗，使得吳炳新不得不一再「整風」，而企業的衰敗也同此緊緊關聯。這種普遍的權力污染對人們心態的嚴重侵蝕，倒是社會真正長久的隱患。 信用污染
一、沒有信用的痛苦
在沒有信用的社會中生存，真是一種負累。生活變得越來越可疑，而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在承受著沒有信用的痛苦。
早上起床喝牛奶，你會問奶裡是不是摻了水？在市場中買燒鴨，你又擔心來自「地下加工廠」的「名牌」；抽煙的時候懷疑是假煙，喝酒的時候沒準喝的正是假酒。穿著警服的未必是警察，掛著軍牌的汽車大多不來自部隊；走在路上，一個陌生人衝你一笑，你馬上會警覺起來：這廝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在路邊聲稱「考上大學沒錢交學費」可憐兮兮的小女孩可能就是丐幫中的要員或大將；付錢的時候，對方多懷疑你的是假鈔，而找錢的時候，你又擔心對方的是假鈔。兒子興高采烈告訴你數學得了100分，你可能又在懷疑這小子是不是抄了同學的答案？……
一個在俄羅斯做生意的中國倒爺，剛到哈巴羅夫斯克的時候沒有戴皮帽子過去，當地冬天的氣溫達到零下30度，他外出送貨的時候凍得不行，捂著耳朵在雪地裡跑，這時「啪」的一聲，一頂皮帽子扣在了他頭上。回頭一看，一個俄羅斯漢子站在他面前，用生硬的漢語說：「明天」，同時又用手指指表，再指一指腳下。
這個手勢語言已把一切表達得很清楚了－－「中國小夥子，天氣這麼冷，不戴皮帽子怎麼行？先戴上我這頂吧，明天這個時候，來這裡還給我好了」。按理說，這個中國倒爺應當弄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然而中國人的信用悲劇偏偏就這樣發生了。第2天，倒爺不但沒去還人家的帽子，還洋洋得意地嘲諷起借給他皮帽子的那個俄羅斯人：「你猜『????兒』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傻瓜等帽子－－????兒，哈哈……」
這個倒爺的笑聲，毫不留情地把我們在信用方面一貫的民族自豪感和優越感擊得粉碎，「一諾千金」「抱柱之信」「誠信」等等名詞成了一個個毫無意義的哈欠。估計俄國人沒有想到，當年能夠勒緊褲帶還債的中國人，變化得如此之快。
二、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
信用崩潰，這些在建設一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遭遇的尷尬，是我們所始料不及的。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面對這樣一個脆弱的信用體系，市場經濟也就成了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甚至可能就是一個口號。
據分析，在發達市場經濟中，企業間的逾期應收賬款發生額約佔貿易總額的0．25％∼0．5％，而在我國，這一比率高達5％以上，且呈逐年增長勢頭。涉及信用的經濟糾紛、債權債務案件以及各種詐騙案件大量增加。收到貨不給錢，給了錢也別想得到貨。據統計，1998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經濟糾紛和債權債務民事糾紛案件為289萬件， 約佔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正所謂沒有信用的市場經濟處處是陷阱。也應了那句著名的笑話：10億中國人，一人騙一回，夠騙一輩子了。
據專家估計，欺詐案件的年增長率已經超過了30％。而中國消費者協會調查後得出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僅1998年，全國就有68.4％的消費者受到了商業欺詐行為的侵害。 經濟信用，社會信用，國際信用，政府信用，這些信用都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的。經濟信用喪失，必然導致整體社會信用的下降，進而必然導致國際信用的下降。由於中國企業生長在一個缺乏社會信用的環境中，它在向外舉債的時候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以廣東國投破產清盤為例，對廣東乃至全國利用外資的負面作用巨大。廣東國投進入破產程序，其本身是符合國際慣例的。關鍵的問題是廣東國投的那班人，以假借的政府信用為大旗，把借到的錢當成是賺到的利潤，這就是缺乏信用的典型特徵。受其影響，國際有名的信用評級機構都降低了中國企業的信用等級，這絕不是偶然的。
借債還錢的道理天經地義，但「貸款不如不還」這樣的觀念一時間卻是深入人心，引以「識時務」。大肆逃廢銀行債務在中國「蔚為壯觀"。據報載，河北某縣205家改制企業中，竟有167家以各種名目和手段逃廢銀行債務，涉及貸款本息3.2億多元。而人行廣州分行公開曝光的粵、桂、瓊三省首批認定的逃廢債企業則達105家，涉及貸款本息近60億元！當然，這些還僅僅是冰山一角。
如果說權力污染造成更多的是社會外傷的話，那麼信用喪失則可能是我們未來立足最大的內傷。信用體系的建設同法律體系的完善直接關聯，而信用的崩潰反證了法律建設的諸多漏洞，以及執法過程中權力污染的相應結果。
的確，商業信用的建立需要時間，向市場經濟轉軌必然導致的混亂並不能完全解釋信用體系的崩潰。法律的完備、心靈的調節，才是正道。因為，信用的崩潰使得每一個參與者都必須支付高昂的成本，無一逃脫。另外一種言論說，整體社會信用的喪失並非壞事，因為，當大家都遭遇到同樣的社會成本時，可能也是對社會信用的建設起到推動的作用。騙，說不定反而能夠騙出一個有信用的世界來。但願如此。
環境污染
在思考環境問題時，必須明確兩點：一，環境問題是人為問題，發展不是環境問題的藉口；二，環境問題的影響超越一般的生活感受層面，而對社會的整體發展將會構成深遠的影響。在這樣的架構中理解環境污染就會發現，環境的污染並不僅僅是個環境問題。年初的沙塵暴讓北方人，特別讓養尊處優的北京人嚇了一跳。其實，在此之前，其他地區的環境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只是此次震驚了北京。
一邊是這樣的場景：不再是藍色的天空，沙漠悄然走近的步伐，哭泣的森林，目不忍睹的河水，隨處可見的垃圾場等等；一邊又是這樣的局面：依然的落後與貧困，人們起碼的環境意識的淡漠，各自為安的麻木等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公開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根據估算，1995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我國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了1875億元，佔當年GDP值的3.27％。環境已經成了發展的最大代價。並且，這種代價還會呈放大效應。是哪些因素釀造了環境污染這杯苦酒？
對資源的過度開發，發展過程中的人為因素，無序的城市化隨初級工業化產生的副作用，僵化的環境治理思想和體制等等都是理由。而環境意識的薄弱，或許才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行政的力量在這裡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公民個人意識的甦醒，發展思路的重新定位才是根本。
難以想像，在一個環境污染嚴重的地區會居住著一群高素質的人群。反之亦然。這讓人想起六七十年代的臺灣，當種種社會問題在沉積、在病化時，一批人主動起來，從自己做起，積極參與清潔整個社會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環保意識的提高或甦醒，集中反映了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的文明程度，以及公民的責任意識。 環境的污染已經直接影響到我們關於社會整體性的發展思路：以往以生產型為主導思想的城市建設理念，單純依靠資源的經濟發展思路，先污染後治理的慣性思維，地區經濟發展失衡的惡果等等。環境問題的突出對於我們來講，是最好的警醒。
北京累了，遷都的聲音已經響起；城市裡人滿為患，我們才意識到農村問題的嚴重；看到西部貧困的身軀，我們才意識到這同其資源的透支密不可分……環境問題最能反映出我們發展思路的弱點。
在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背景之下，可持續性發展不應僅僅是一個口號。
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