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將中國置於「大災難邊緣」

華盛頓郵報五日發表文章：安徽省阜陽農民胡紫英(音譯)的大兒子八月去世，當地醫生說不知道是什麼病，告訴胡可能是「血毒」，更不用說使用他們那些草藥或者阿斯匹林之類的藥去治療。直到她的大兒子去世前幾天，她才首次聽說艾滋病這個詞。

現在她的小兒子也面臨死亡，整天躺在病床上。現在，六十六歲胡紫英知道是艾滋病毒正在侵蝕兒子的骨髓，她也知道她的兒子是因為去政府醫院賣血被感染。但當地沒有治療愛滋病的藥物，中國大多數地方都沒有那種藥物。

胡紫英知道可以把兒子送到六百英里外的北京治療，北京有專科醫院提供治療愛滋病的西藥。但那對於她來說就像上月亮一樣難。檢驗費就超過三百美元，一個月的藥費超過三百五十美元，而她作為一個種糧的農民，全家全年收入不過一百美元。「沒辦法」，胡紫英把臉埋在飽經風霜的雙手裡面說，「不可能。」

文章說，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政府承認感染愛滋病毒者至少有一百萬人並可能在十年內超過一千萬的時候，但除了最富者之外，沒有人能負擔得起跨國製藥公司生產的延長生命藥物。

由於問題過份嚴峻，政府內有些人說中國應當擱置專利和其它保護，立即生產價格便宜的改版藥品。根據世貿組織規則，中國有權這麼做。它同製藥公司談判降低價格的時候，也威脅要那麼做。但中國領導人在面對可能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必不可少措施和尊重全球貿易規則之間而痛苦。

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面臨同樣的選擇。目前，沒有一個國家違反藥品專利。印度大規模生產西方的改版愛滋病藥物，但印度沒有專利法。泰國、南非和巴西自一九九六年以來愛滋病死亡率已經下降一半，它們全都威脅要違反專利法，迫使製藥公司大幅度降低價格。那些國家愛滋病藥都比中國容易買到。

對於中國，選擇更為困難。儘管中國已經進行了二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它仍然被列為共產黨國家。那就意味著它採取行動不考慮跨國公司的利益。但中國正在把全球商業作為幫助人民脫離貧困的主要手段。它越來越多依靠外國投資。外國公司和中國公司同樣希望有保護國際財產的可靠制度。

中國政府對於愛滋病蔓延也處於敏感地位：九十年代的非法採血站種下禍根，而從中牟利的當地政府官員當時把賣血作為貧窮農民致富的手段而推波助瀾。為促使農民頻繁賣血，那些採血站把鮮血放到一起，提取血漿之後，把其餘部分再輸入賣血人的血管中，通常都沒有經過檢驗。一個採血站只要一個人有愛滋病毒，所有賣血人都可能被感染。

非法採血站正是中國各地「愛滋病村」的根源，有些村的愛滋病感染率高達百分之八十。河南省已經被廣泛報導「愛滋病村」，但最近通過採訪政府官員、西方外交官和北京愛滋病活動人士，記者發現中國的愛滋病問題更為廣泛，安徽、江蘇、河北、山西、青海、四川、甘肅、山東和湖南都有愛滋病蔓延問題。

雖然中國愛滋病問題並不像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麼嚴重，但非洲的經驗應當對於發展中國家提出警告，尤其是中國。

非洲愛滋病人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七十，愛滋病的流行是全球化問題的一部分。愛滋病通常是沿著發展走廊流行，長途運輸的卡車司機通過路邊妓女而感染，把愛滋病毒帶給配偶和家鄉。

聯合國的報告說，愛滋病可能成為中國的「大禍」，將中國置於「大災難邊緣」，可能造成「難以想像的人類痛苦、經濟損失和社會破壞」。專家說，中國和印度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愛滋病受害人口。

中國衛生部全國愛滋病中心副主任韓孟捷(音譯)說，「我們不怕製藥公司憤怒。我們知道正在面臨危機。我們希望盡快供應最便宜的藥品。」

最近幾個月，中國已經註冊四種西方愛滋病藥品的便宜改版在國內生產，都不受專利或者正式協議保護。中國政府很快就要批准生產第五種藥品--改版的Viramune，這是德國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的產品，但德國這家公司鼓勵中國那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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