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薩，發生自「文革」結束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反抗中共專制的抗議運動。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區黨委，採取果斷、強硬措施防患於未然。然而，當時的「駐藏大臣」伍精華，卻遲遲無法撫平藏人抗爭的激情。
*八八年底接替藏人書記伍精華
北京認為這位被胡耀邦欽定，被西藏人稱之為「喇嘛書記」的伍精華，的確軟弱無能，無法強制實施中央的政策，太過偏向地方民族主義一邊。因此開始醞釀更換事宜。
恰好一九八八年六月間，伍精華在西藏自治區的一個會議中，突發心臟病送醫住院，之後又轉往北京治療。此間，北京高層已決定免去伍精華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職務。
在當年的北戴河會議中，中共高層醞釀接替伍精華的「駐藏大臣」人選。十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決定：由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轉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此一決定得到了中共高層各派大老的贊同與大力支持。
伍精華調離西藏的消息發布之後，很多西藏人相當惋惜這位「喇嘛書記」的離開。伍不僅是班禪喇嘛向中央爭取、胡耀邦特別欽定的人選，他也是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歷任黨委書記中唯一不是漢人的書記。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正式宣布，由胡錦濤接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之前，他已跟隨中央赴藏考察團到西藏進行二十多天的「適應」考察。
中共決定調胡錦濤去治理西藏，顯然是想藉重他在貴州務實的經驗，在改革西藏經濟的同時，以溫和、謹慎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另一方面，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等，非常肯定胡錦濤在貴州的政績，同時也希望他再到最艱難的地方磨練，以便為將來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做準備。
而胡錦濤在上任不久接受中新社訪問時也強調：西藏黨委主要領導人的變動是正常的人事變動，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會因此而改變。他還強調，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西藏有關方面將下定決心盡快解決落實政策方面遺留的問題。他表示會落實宗教、民族、統戰政策。
*對拉薩抗暴中共內部有分歧
很多研究分析認為，胡錦濤不僅是鎮壓西藏民族反抗運動的罪魁禍首，他也是第一個支持鎮壓「六四」學運的地方官員，以此判斷他的價值取向與歷史功過。
胡錦濤接替伍精華的主要目的顯然在於「「穩定西藏局勢、制止分裂活動」。作為北京欽定的「駐藏大臣」，西藏政局的穩定與否，在第一線的胡錦濤有著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我們不能僅僅以三月八日《西藏日報》所刊登之胡戴著鋼盔與戒嚴部隊官兵站在拉薩街頭的照片為由，草率地獨斷他是鎮壓「抗暴」事件的主謀。其實，在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終保持低調、冷靜的態度，最終成為政府與武警兩邊不討好的人物。
反觀當時的情景，當年的抗議事件是從二月七日拉薩大昭寺懸掛西藏國旗開始，到中共對西藏實施戒嚴的三月八日為止。這中間發生了許多「故事」，其中一個就是西藏自治區政府與武警部隊之間的分歧。
二月七日，當大昭寺出現西藏國旗時，西藏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報告之外，基本上沒有商討出任何應變對策，導致以喬石為首的中央強硬派專派工作小組抵達拉薩，並主導武警部隊擅自闖入神聖的大昭寺，逮捕僧侶、玷污佛堂，引起西藏信徒的極大憤慨。
從憤怒的僧眾走出大昭寺，與來自各地的西藏信眾集會並走向街頭開始，到二月底，拉薩出現了規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議活動。西藏其他地區如日喀則、昌都、那曲、青海、甘南、阿霸、甘孜等地，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抗議跡象。然而西藏自治區政府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內，除了逮捕關押示威僧尼之外，沒有作出任何良性的處理。
因此，三月二日一場更大的抗議行動在首府拉薩揭開序幕，三日、四日示威活動繼續進行。三月三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召開黨政軍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緊張局勢。會議一直開到四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見不和，沒有商討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供北京參考。胡錦濤只好將事件的發展狀況與結果評估，以及局勢的緊迫性向中央報告，等待中央的指示。四日下午，中央回電要求西藏黨政軍做好「戰鬥」準備，並隨時報告局勢的發展動態。
雖然胡錦濤知道中央要採取行動，但在中央的最後的決定未到之前，他還是希望公安武警採取備戰、監視、防止的克制態度。
*喬石決定鎮壓，胡錦濤當殺手
武警的蠻橫與民眾的反感，可以說是「拉薩事件」的導火線，而點燃這導火線的始作俑者，則是主管國家安全與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喬石。
喬石曾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到西藏考察，並試圖瞭解從八七年九月底開始發生的抗議事件的根源。回到北京之後，喬石提議調整由胡耀邦主導、趙紫陽繼承的對藏綏靖政策，並主張嚴加打擊所謂的「分裂主義」。
三月五日，西藏武警部隊接到中共武警總部的單方面直接作戰動員令，隨之西藏武警臨時指揮部也迅速發布了在拉薩進行鎮壓的命令。武警不擇手段的鎮壓，使聖地拉薩頓時變成了血跡斑斑的人間地獄；西藏人民的眼前，再一次浮現了一九五九年的血腥事件。
胡錦濤在無法直接控管武警的同時，也受到自治區政府、人大、政協等方面對武警強力不滿的壓力。加上自治區公安系統的三千多名警察拒絕與武警合作，導致地方與武警的分歧越加嚴重。胡錦濤無法撫平雙方的情緒與矛盾，只好向中央匯報並請求北京盡快提出應變決策。
據資料顯示，當時在中共高層同樣出現意見分歧。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等認為，西藏事件發生的主因為嚴重的極左路線所致，於是建議以理性、克制的態度來解決問題；然而以喬石為首的強硬派卻認為，西藏問題的關鍵是宗教界的反共勢力升級，必須採取嚴厲的打擊，否則後果不堪想像。最後，極端派的意見得到了鄧小平、楊尚昆等中共大老的採納。
三月七日晚間，胡錦濤接到了中央在拉薩實施戒嚴的指示，並向自治區黨政軍傳達了中央的決定。中央還特別肯定並讚揚了武警部隊的英勇精神。
以胡錦濤小心、穩健的個性，他當然迎合北京的決策。三月八日，代表西藏黨委喉舌的《西藏日報》刊登了胡錦濤戴著鋼盔，與戒嚴部隊官兵站在拉薩街頭的照片，併發表了措詞強烈的評論員文章。
*行事穩健缺乏魄力忠於中央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導致中共政治生態發生劇震，中央權力板塊重新組合。使得胡耀邦、趙紫陽的對藏懷柔政策走入歷史。胡錦濤更積極地響應黨中央的政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手抓反分裂鬥爭，穩定局勢；一手抓改革、建設兩件大事」的政策。
從「拉薩事件」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看出胡錦濤只是一個忠誠的官宦，如實執行中央「聖旨」而已；他不是沒有自己的主見，而是「不敢」擅自做出未經中央「點頭」的決定。
換言之，當西藏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時，制止與平息是自治區第一把手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當時的胡錦濤，並沒有立刻採取「果斷」措施，而是請示、等待中央決策的到來。這反映了他小心謹慎、穩健莊重的行事風格。
當然，歷史不可能輕易抹掉胡在鎮壓西藏民族運動過程中的直接責任。對於一個執行、擁護皇帝「聖旨」的殺手，他不僅有責任，而且責任非常重大。歷史不能、也不會忘卻胡在西藏執政中關鍵的這一年。
我們遺憾的只是，胡錦濤沒有憑自己的智慧去尋求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請求、等待中央的指示。這也許是他沒有危機處理的經驗，以及沒有足夠的魄力和膽識所致。不管怎樣，他對西藏「堅決、果斷」地執行中央的高壓政策，對西藏人民造成了無窮的傷害，而這也成為他邁向仕途頂峰的條件之一。
*對胡錦濤的期許
胡錦濤將成為未來中國的權力核心。中共最高決策階層--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及十六位委員中，胡錦濤是唯一對西藏有切身體會的官員。雖然他在西藏的時間不長，但在他短短的幾年裡經過了西藏人民多次抗暴示威；十世班禪喇嘛突然「猝逝」；西藏實施軍事戒嚴等重大事件。
所以胡錦濤應當瞭解西藏人民對自由的渴求、對達賴喇嘛的忠誠、對宗教的虔誠、以及對民族尊嚴的認同。他更應該知道，西藏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宗教問題，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
有鑒於此，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胡錦濤在與來訪北京的日本新黨廣報委員張海江田會晤時，首度表示中共同意達賴喇嘛回大陸的條件是再度確認「十七條協議」。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表明以「十七條協議」為達賴喇嘛回西藏的條件。不管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個與中共高層不同的新的方案，說明「西藏問題」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西藏問題的存在，不僅對西藏本身是一個創痛，對中國的外交及國際形象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換言之，胡對西藏問題長期拖延的後患應有切身的體會。
雖然他已到北京數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沒有淡化。除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參加西藏「和平解放」五十週年典禮之外；每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他都會參加西藏代表團的座談，以表對西藏的關心。
西藏問題的解決，當然不能只期待胡錦濤個人對西藏的瞭解或愧疚與否，特別是在中共的決策模式趨向集體領導制，以及江澤民的權威仍然間接影響著「黨中央」的時候，胡不可能一廂情願地改變既定的政策。關鍵在於，中共權力核心有無意識到解決「西藏問題」對中國的穩定與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一點胡錦濤應該是相當明瞭的。
總之，西藏問題對胡錦濤是一個契機，如果在他施政期間能夠圓滿解決西藏問題，這不僅可以提高他個人的國際聲望，也可以大大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形象。
（才嘉：臺灣達賴喇嘛西藏基 金會董事，西藏問題研究員）
(開放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