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後，先在魯迅藝術學院講課，後調到中央研究院成為最高級別的特別研究員，從事馬列文獻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他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頗有名望，也是當時在延安的重要文學家之一。
王本人性耿直，好思考，善探索，因此對蘇聯共產黨的非主流派托洛司基的理論也曾探討過。
一九四二年，以毛澤東為首發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和殺身之禍。整風開始不少到延安來追求革命的青年，真的認真檢討自己，給當時自己認為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地方提意見。王也是本著這種精神向中共領導提意見。
42年初，在當時中共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上，登載了王的一些雜文，其總名為「野百合花」。在雜文中王揭露了當時被全國信仰馬克思主義青年認為是「革命聖地」延安的陰暗面，如「天下烏鴉一般黑，抗戰期高層腐化」；「歌轉玉堂春，午回金蓮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這些反映了延安並不像外面所宣傳的那麼「純潔」，「崇高」，「平等」和「革命」。
文章發表後反應很大，在當時延安很有影響的牆報「矢與地」又轉載。這樣看的人更多，影響更大。
中共領導本來想利用這次「整風」排斥異己，清理國民黨特務，鞏固自己的勢力，並不是真要群眾提意見，改正錯誤。王的幾篇文章，矛頭直指中央領導，並動搖了軍心。
這樣，毛澤東就佈置康生和當時負責中央研究院的李維漢組織批評，併進一步追查他的歷史。在有組織的圍剿下，他被打成「反革命姦細分子」、「國民黨特務」、「托洛司基分子」。在當時的延安，任何人只要有其中的一頂帽子，就再也沒有任何出路了。當年10月，他被開除黨籍，同時被關押，在獄中受到嚴酷的刑訊逼供。1947年3月，在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時，被康生指示槍決於山西興縣。
文革後，負責當時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李維漢提出重新審查他的問題。最後，在他被抓後整整半個世紀，即一九九二年二月才給他平反，而王已死去45年，屍骨早已寒透了。
當把王平反的結論送給他夫人劉瑩時，她一是85歲的垂垂老者，平反對她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唏噓外還有什麼？難道還要再一次感謝黨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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