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聽到這兩份報告是從批評者口中，因而印象不是很好。讀過後覺得，從實證分析角度看，這是兩篇不錯的報告。不但沒有迴避問題，而且揭露的相當尖銳。這樣的報告引起爭議是正常的。不過，儘管我不認為這兩份報告是簡單的奏折，儘管我肯定這兩份報告對中國人認識自己的問題有積極意義，我還是從這兩份報告中看到中國精英在心態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報告提出的諸多問題都不如報告所反映的精英心態更能說明中國危機的性質：中國真正的問題是精英心態過度保守，這種保守心態扼殺了有效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能。
初看起來，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的報告像是奏折。但我認為，這不是奏折。並非一切與政府討論更好的政策方案的報告都是奏折；對政策內容和後果進行分析以及討論替代性政策方案，應當是在政策平面與政府對話。一份報告是否應被看作奏折的關鍵要看其是支持政府政策的基本點還是挑戰其基本點。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顯然是挑戰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基本點：即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忽略甚至犧牲社會公正。他們選擇奏折形式更像是一種發表策略，希望藉此提高報告的位勢，引起人們關注。他們顯然是想刺激人們在公共討論空間中重視問題。不過，胡鞍鋼先生確實一直力圖做好體制內政策建議專家；他的這份報告的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政治涵義。這份報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原來的奏折派正在與現領導分手，寄期望於下一代領袖。他們想以此報告提供一條思路，使下一代領袖能除舊布新。
所以，我一不認為這是簡單奏折，它是具有挑戰現行主導政策的批評文章；二不認為這表明中國的體制內專家剛開始承認嚴重問題了，中國專家在內部討論時一直重視這些問題，只不過開始將具體問題與指導思路(或政治路線)掛鉤；三不認為他們是長期失意後的絕望因而決定與現體制分手，這是精心選擇的一種積極的、面向下一代領導的政治姿態。
對報告動機做政治分析或道義分析並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評估作者在報告中試圖分析解決的問題以及報告是否提出能解決問題的替代方案。我們顯然認可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及其尖銳性和嚴峻性，只是這些問題早就被人們看到並討論過。不過，我認為，儘管許多人過去看到了存在的問題，但是從政策分析角度看，這還是一份有份量的報告。將問題以專業規範認可的指標表示出來，這並不是簡單的工作。對於現代政府而言，由於日程表上各種問題的超負荷，政府需要根據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排位次，對問題進行定量分析是不可少的基本功。而且，在政策平面上討論如何解決問題，一定要在相互衝突的力量和需要之間平衡有限的資源投入，這也一定要有對問題的定量刻劃。對於這份報告的內容，我沒有太大分歧，雖然對細節的處理還可以商榷。例如，如果我們一定要以國家作為衡量經濟社會變遷的範圍，那中國所有的變化和穩定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但是，如果我們考慮真實的相關變化地理範圍，我們必須在全球範圍和地區範圍考慮問題，那麼中國目前的變化也許是更大變化(全球化)的一部分，或者只有中國的局部在發生某些實質顯著的變化。
我認為的最值得商榷的問題在於解決方案。儘管沒有明說，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還是期待政府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他們的假定是：只要政府認識到問題並且有足夠能力，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且，在他們看來，許多問題的原因是，一方面市場和自發機制及力量的過度發展導致社會不公正和兩極分化，另一方面政府缺乏足夠的行政資源去補救這些問題而造成的。按照這樣的思路，首先是讓政府意識到問題，然後政府制定適宜的措施，約束豪強，規範機制，通過財政和其他宏觀措施干預和補救自發機制。在政府認識到問題後，問題就是政府有無足夠能力解決問題了；下一步就是強化政府能力和職能，粉碎社會利益集團的反抗。他們的藥方是一個明智的強政府。
這樣的思路有什麼問題呢？在他們的整個分析背後有一個假定，政府與這些問題無關或者可以從這些問題中被摘出去。但是，如果中國目前的問題是政府造成的而且在現有政體下根本不可能解決的話，那麼強化政府就會使問題更嚴重。從報告對腐敗和不公正的利益分配問題的描述來看，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知道中國現在的政府和政體是問題的根源，至少是問題最嚴重的一部分。我認為，中國政府的腐敗不僅是問題中最難解決的部分，而且扭曲了民間社會的正常發展。中國目前這些問題恰恰是政府造成的。一是政府及其官員的腐敗是問題的主要根源。二是政府的循私枉法扭曲了規則，才使市場等也顯得腐敗。解決方案應當是進一步限制政府權力，通過政治改革，建立民主自由憲政，確保遊戲規則的公正和有效，一方面消除政府的腐敗，另一方面使市場和獨立民間社會健康化。也就是說，減少政府作用和規範政府行為是應當是進一步改革方向。
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可能會爭辯，在正常的社會經濟和自由民主政治條件下，平抑和補救市場及自發機制的付作用、實現公平和人道發展，也需要一個積極、負責和有能力和權力的政府。作為面對下一代政府的政策批評者，它們的對話對象是這樣的環境。這裡的問題是，如果在適宜的政體下，中國的問題會通過政府得到解決嗎？這裡才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理論分歧的真正起點。說新左派或說自由派背書現行殘暴政府都是誤解或曲解。
新左派認為，市場資本主義不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人道問題，而且會導致經濟危機；因此，需要一個政府調節分配資源，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和平抑經濟波動。自由主義則認為，大政府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從實踐發展看，20世紀中葉的西方實踐支持新左派的觀點。但至少近二十年的世界潮流更支持自由主義看法。在西方國家，大政府，甚至一個在憲政制約下的民選大政府，帶來的問題多於獨立民間社會早已是壓倒性觀點。現在，連某些合法的行為都在尋租行為名下被研究如何加以限制。即使在發展政治學中一度假定的政府在發展中的職能，也被大多數國家的實踐證明靠不住，大多事實上成為腐敗殘暴和無效的政府的辯護。對於東亞四小龍等少數成功案例，也有許多爭論。一是殖民時期的行政、法制遺產和西方國家的制約減少了政治上的腐敗可能，二是這些國家如果沒有民主化遲早會有腐敗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被認為是其表現。然而，實踐畢竟是此一時、彼一時；而且，大多數情況下僅僅是兩種傾向的動態平衡。關於政府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作用機制和後果，還會是長期爭論的話題。
回到中國現實，新左派在原則上並不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治分析。王紹光先生在對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文章中已經表明這樣的觀點，民主自由體制的國家提取資源能力最強。其他人還提出直選等激進主義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什麼使人們誤解他們呢？我曾與國內自由派學者討論這個問題。他們覺得，他們對新左派的批判是基於新左派在國內公共討論空間中的形象，不涉及新左派個人心中所有、但在國內討論空間中沒有公開表述的觀點。我認為，這篇報告說明，誤解原因之一來自於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策略。在進入國內討論空間時，選擇政策建議形式，而且為減少接受的阻力，迴避討論政體問題，這就在國內公共討論空間中給人印象，似乎強化現行威權政府是他們的解決方案。而自由主義者確實也有道理，作為負責的公共知識份子，應當考慮由歷史性形成的主流衝突所構成的在中國爭論的具體環境和人們的一般理解，精心設計和塑造自己的辯論目標、策略和在公共空間中的形象。
更嚴重的是，忽略這種環境差異，不僅會導致誤解，而且可能實質性扭曲自己的觀點。就我個人與王紹光先生和其他新左派朋友的交往看，他們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政治哲學是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原則。但是，從進入國內公共討論的策略來看，容易被扭曲為法西斯主義哲學。我這裡不是指種族主義和街頭暴力群眾運動的法西斯主義，而是他們的社會政治哲學。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主義都批判經典資本主義，也都關心如何保護在市場中失敗的階層的利益。法西斯主義主張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調解各階級之間的關係，抑制豪強集團，維持秩序和正義；其前提是威權或極權政體。而社會民主黨則強調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中通過集體行動表達和維護利益；其前提是民主政體。訴諸政府政策調整以及強化國家職能來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在民主政體中可以是社會民主黨；在威權或極權政體中則是法西斯主義了。如果生在威權或極權政體中，社會民主黨一定在促進工人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同時，要求民主化的政體改革，以便有合法的結社權和罷工權通過集體行動維護勞工權益，促進社會進步。在西歐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社會民主黨的重大貢獻就是組織工人集體行動維護權益時推進政體由威權向民主轉化。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中，民運中的工人運動部分更像社會民主黨。
其實，就我接觸範圍看，在40歲以上的學者中，對自由民主主義的認同很普遍。然而，由於認可中國政治強加於公共討論空間的侷限性，他們能夠提出的觀點被扭曲了。問題是，他們接受了這些限制並且以好像他們沒有變革政體關懷的方式討論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出路。由此，他們甚至服務於消解政體改革的壓力。胡鞍鋼先生是政策分析專家，我們應尊重他的定位，不強求他有政治選擇，只要他在政策分析中不迴避困境問題，就體現了專業良知；雖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希望他進入公共討論空間時，最好澄清自己政策主張的政治前提，以便讀者更準確地理解他的主張。但有政治理念的獨立知識份子，在公共討論空間中應當完整地堅守政治原則。屈從於政治權威強加的限制的後果之一，就是使在這樣貌似獨立的公共討論空間中成長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在政治選擇思考上的膚淺與麻木。我不能說具體哪個人或團隊不該迴避討論，因為每個人都有特殊的處境和考量，去選擇最好的角色促進社會進步。但如果整個精英群體的主流都不約而同地這樣選擇，中國將沒有揭露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機會。
我認為，康曉光先生的報告也是獨立研究的成果。如此赤裸裸地刻劃威權政體的政治統治機制並不是威權體制的本意。而且，比較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的報告，康曉光先生的報告更完整地描述了中國政治穩定的動力機制和潛在可能。在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看來，繁榮下的社會不公正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康曉光先生則認為，僅僅社會不公正還不會導致不穩定，社會不公正甚至不是決定性因素；這還取決於穩定與不穩定因素在政治領域的動態較量。其中，政府可以各種嚴厲和精緻的方式控制社會不滿。我作為政治學者，肯定政治領域運作的相對獨立性，因而同意康曉光先生的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威權政體可以維持不公正的社會現實而不會有挑戰和危機。
對於康曉光先生的研究從學術上進行分析是有意義的。康曉光先生雖然提到一系列政體轉型理論，但他並沒有深究那些理論與他的思路框架的區別。如果他更深入探究這些理論，可以使他的思考更有現實指導意義。例如，理性選擇學派關於執政者與反對者陣營內外派系間的戰略互動如何導致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理論，會使他注意到威權政體內部的轉型動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的最大動力不是來自反對派陣營、而是來自於他的框架中那個屬於威權政體的陣營中。
如果政治鬥爭陣營的前線是在以執政者和他們控制的國家機器以及神聖三角同盟(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為一方、與以反對派及其失意的不滿者為另一方之間劃分，那就不會有第三波民主化了。從第三波民主化的實踐看，民主與專制的真正戰線存在於每個人心中，存在於所有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內部；轉型動力甚至來自統治集團核心。有趣的是，目前研究第三波民主化轉型理論的南美政治學者，在威權政體時多以致力於現代化或維持政治穩定秩序需要一個官僚主導的強勢國家的說法為當時政體辯護。中國學者應當吸取他們的教訓。
在中國，其實統治集團內部和體制內自70年代末開始一直有很強的變革政體的呼聲，甚至超過90年代中、後期的留學生群體。胡耀邦先生自79年代後期到80年代中期為中國政改做的努力已廣為人知。吳國光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論文介紹了中國80年代後期趙紫陽主導中央工作期間的政治改革的醞釀討論情況。現在，我們還知道，趙紫陽、喬石、萬里甚至楊尚昆在90年代中、後期對政治轉型的期盼，超過了同時期多數在美國受政治學訓練的中國留學生。很難說他們比留學生不瞭解中國；也不能說他們因個人的機會渴盼天下大亂。至於今天中國高層領導心態，轉型期待更是普遍存在；新保守主義的主要假想爭論對手之一就是政界中這樣的政治傾向性。當鄧小平擔心政治局內部出問題並認為這是大陸政局轉變的唯一致命危險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威權陣營內部甚至核心存在轉型的動力來源。
不過，我更想討論的是康曉光先生所代表的受過西方訓練的中國獨立知識份子的政治心態。既然康曉光如此尖銳和犀利地剖析了這樣的政權和政治控制機制，既然這樣的政治控制機制每天大量產生並不義地維持腐敗和不公正，那麼他應當得出什麼政治結論呢？顯然，結論應當是結束這個建立在自私、腐敗、殘酷和狡詐基礎上的政體。作為受過西方政治學訓練的學者，最自然的結論應當是選擇自由民主政體。
然而，康曉光先生在透徹審視了問題後，雖然沒有明說、但字裡行間還是期待威權政體以更精緻的方式維持下去。康曉光先生也許會說，他也在文章結尾處表示了對民主的嚮往。可是，當他定義政治穩定為政治領導和政體穩定性時，他簡直是認同這樣的政體面臨的挑戰與危機也是他自己本人面臨的挑戰與危機，或者將其等同於中華民族面臨的挑戰與危機。這就難怪有強烈背書民主自由理念的獨立知識份子對這份本來客觀描述的報告持強烈的批判態度。
我這些年研究世界各國的轉型理論和實踐以及目前中國大陸精英的新保守主義。我理解，新保守主義在價值觀上認同自由民主理念；出於現實主義考量，他們才容忍或支持目前的威權政體。然而，他們的現實主義已經到如此地步，在其他國家的獨立知識份子主流看到民主化必要性、必然性和希望的一切事件和困境問題上，具有保守心態的中國獨立知識份子卻都看到了不民主化的理由。我不是激進主義者，一直主張並致力於理性和平的民主化轉型，而且在涉及轉型問題上我一直保持現實主義的審慎，但很難同意新保守主義的過分現實心態。
例如，康曉光先生看到了執政者是為自己的利益執政。第一代民主理論家由此引出民主政體的必要性、分權制衡的必要性和公民積極自由權監督政府的必要性，新制度主義民主理論家則以代理人理論指導提出更精緻的制度，設計規範政府和政治家的行為。在民主主義者看來，正是因為不存在完全為公的政治家以及政治家也自私，才需要制度設計確保他們追求私利時增進公益。但康曉光先生則似乎現實到認可一切政府自我服務的行為，哪怕是腐敗和專橫，為他們尋求消解反抗和穩定政治的策略。
當然，新保守主義有其辯解；政治變革可能帶來動亂；穩定有效政府可以促進現代化；發展初期會有必要的代價；和平開放轉型最有利；民主需要某些必要條件但現在中國不具備。然而，所有這些理論預設雖然有道理，但在中國的保守主義精英那裡，被過度強調了；過度到這些預設或者是假預設，或者經不住事實檢驗。如果以經驗事例檢驗新保守主義的假設，他們的感覺已經現實到不現實的地步；他們對啟動民主化的每項非議都值得商榷。他們只關注俄羅斯等少數國家的短暫政治實踐的後果；他們在所有的議題上都只看到問題的一種可能而故意不談另一種可能。
在90年代中、後期，當整個世界經歷民主化大潮之際，中國卻一再失去民主化的時機，這主要是大陸精英的保守主義心態使然。如果以歸納第三波民主化得出的轉型理論預期九十年代後期大陸政局，一切轉型因素都具備：嚴重的困境問題，權力繼承關頭，內部挑戰者，缺乏合法性，等等。但人們在90年代初期普遍預期的鄧後繼承危機及其必然導致的轉型卻沒有發生，江澤民甚至沒有遇到什麼困境。這主要是何頻所說的命運共同體的心態使理性選擇學派的轉型理論所預期的肯定發生的高層分裂不可能。但這種心態遠不是高層領導核心有，而是瀰漫於整個精英層。這種保守主義心態限制了高層和底層的可能挑戰者，使他們預期不能動員足夠的支持者因而不行動或者行動了也無效。
我們已經觸及到理性預期學派關於政治轉型理論的最大缺陷，即其理性功利人的基本假定。這一假定的重大缺陷是忽略了政治思想和文化對轉型的推動和阻礙作用。這些忽略，會使人們錯估政治穩定的可能性和轉型的動力強度。對中國的90年代政治而言，理性選擇學派從精英間戰略互動尋求轉型動力、忽略精英的保守的政治心態，會導致高估轉型的動力和低估政治穩定性。這是我試圖在博士論文中分析的問題。
然而，中國沒有在90年代發生轉型，並不是證實康小光先生的框架。第三波民主化的政治實踐顯然證偽其框架。在康曉光先生的框架中，對政治心態的因素避而不談，導致的是錯誤理解政治穩定和轉型不發生的原因。是中國精英的過度保守心態扼殺了轉型的可能性。精英的政治傾向在轉型期具有關鍵的作用。在一個精英有正義的政治訴求、有積極的行動意願、有負責任的行為倫理和有明智的現實感覺的國家，轉型會適時發生並平穩健康完成；在一個精英腐敗、貪婪、短視和殘酷、麻木的國度，轉型要麼是混亂，要麼根本不會發生。理性選擇學派用於解釋轉型動力的利益需要總是存在的，關鍵是人們要去意識並選擇。上帝其實並不偏愛或厭惡任何國家，而是所有國家選擇了或拒絕了上帝；其中，精英在和平理性的選擇中起主導作用。
如果不考慮那些末世心態的糜爛精英，我們面前的報告正是代表了負責任的中國精英的典型心態。胡鞍鋼先生和王紹光先生看到了不公正問題，但他們似乎不認為政府正是病因；因而他們向問題建議解決問題。康曉光先生看到了病因，卻現實地接受其為需要維持的現狀，這等於是為問題尋求延續問題的方法。這裡，我不能說具體的人或事的選擇是否得當，我對幾位先生的報告的專業水準已經表示了尊敬；而且，我強調了在大變革時代，每個人都需要根據情勢和個人特長尋求適合自己的最佳定位，這不一定是政治理念的簡單實現；別人很難體會和理解特定個人的處境和精心選擇。我談論的是一代精英的普遍心態導致的問題。
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客觀的困境，而是精英的保守心態。大陸精英要麼世故地迴避政治迫害，要麼冷酷地認可威權的罪惡，使得大陸執政者得以在無人喜愛、人人不滿的情形下穩定地維持腐敗、殘暴和不公正；而且、沒有解決問題的希望。精英的過度保守心態雖然不是導致問題的根源；但卻是問題不能解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