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為何英澳礦業集團Rio Tinto在中國耗時數年談判卻一無所獲？為何英國國民電力公司經過多年談判和數千萬美元投資而建立的4個發電廠，最終卻被放棄？為何某國際投資公司總裁在上海塞車的30多分鐘裡，用手機與香港商業夥伴談妥一筆上億美元的交易，而接下來與上海多名官員談判數日卻空手而歸？為何在中國投入60億美元的60多家國際證券基金，卻「像屠宰場上的羔羊」？為何美國麥道公司投巨資在中國合作生產客機，最終卻「折戟沉沙」？為何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蒙受高額投資虧損？為何眾多國際知名啤酒公司在中國一一垮臺？為何新加坡投資蘇州工業園遇到挫折？
部分答案可在今年剛剛出版的《中國夢－－追尋地球上最後一個巨大未開發市場》
Dream: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Atlantic Monthly Press, New York）中找到。作者約． 斯圖威爾 （Joe Studwell)是英國《經濟學家》撰稿人，《中國經濟季刊》總編輯。他在中國居住了整整10年（1990年－2000年），專門報導中國的外資情況。
總的說來，這是又一部「唱衰」中國的書。與另一部異曲同工的《中國即將崩潰》相異的是，本書雖然認為中共統治已「過時」，中國政府對經濟「管理不當」，但並未斷言中國政治體制將全面瓦解，而是預期西方對中國的巨額投資最終將化為泡影。
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
在作者看來，海外尤其是西方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爭先恐後的大規模投資，是世界經濟史的一大奇觀。在短短10年時間裏，中國以一個人均產值微不足道、經濟規模僅相當於荷蘭與西班牙之和的發展中國家，卻吸引了多達3000餘億美元的外資。而同一時期，全球只有美國這個唯一超強，在吸納外資方面好於中國。相形之下，同是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和印尼、投資環境不亞於中國的東歐、俄羅斯，卻偏偏得不到西方投資者的青睞。許多投資者即使在中國上當受騙、血本無歸，還前仆後繼，如飛蛾扑火，其奧妙究竟何在？
斯圖威爾認為，中國對外資的致命吸引力，可在歷史中找到根據。這正是此書的一大特色。
自古以來，中國即以其神奇的絲綢和瓷器讓西方著迷。《馬可波羅游紀》問世後，引發了16世紀葡萄牙商人為首的第一波中國「淘金熱」。接下來是19世紀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後以及20世紀初的另外兩波「淘金熱」。作者認為，西方的三次「黃金夢」都一一破滅，主要是幻想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因此市場需求龐大。而實際上，中國數百年來購買力一直極其有限，對外貿易額在上世紀20年代的全盛時期也不過佔世界總量的4％左右，而這一記錄保持到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中期才被打破。
兩個「平行經濟體」
作者認為，西方新一輪「中國熱」始自美國總統尼遜30年前對北京的破冰之旅，而鄧小平70年代末擁抱西方的姿態，更使西方政商界對中國想入非非。例如IBM主席開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國人擁有一臺IBM電腦」。鄧小平南巡後，海外華人財團和西方跨國公司掀起了狂熱的中國投資潮，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患了「健忘症」的西方資本已把過去幾個世紀在中國遭受的失敗拋到腦後，全心投入了這場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賭博，這個「最長的夢想」。
斯圖威爾以其長期在華經歷，結合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商業文化，剖析許多外資失敗的過程，是本書的另一大特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中國實際存在兩個「平行經濟體」的揭示：一個是較少受到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經濟」，如農業、出口加工業和私人企業，其目標是追求利潤；一個是國家控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如政府通過銀行源源不斷「輸血」的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項目，其目標是攫取權力和資金。在行政干預下，受到政府保護或扶持的「支柱產業」，如金融、建築、電信、汽車、電力等行業，外資的進入肯定會遇到「結構性障礙」和不平等競爭。
作者認為，儘管中國高唱改革開放，但「私有經濟」仍處處受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限制甚至蠶食。因此，外資只能在眾多夾縫中求生，在「社會主義經濟」尚不具備競爭力或競爭力較弱的領域發展。外資面對的不但有效率低下而又龐大的官僚體系，而且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商業許可證制度」－－從經營範圍、地域，到產量、價格、銷售市場及外匯轉換，無不受到嚴格限制；還有政策多變、銀行資不抵債、政府債務過重、國有企業力保壟斷地位、企業管理糾紛、違背合同、貪污腐敗等問題。在作者眼中，對中國市場經濟乃至外資的最大障礙，就是50年來甚少改變的、由共產黨包攬一切的政治體制。
本書預示，以大量公共和外來投資推動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上海浦東的摩天大樓不過是「鄧小平金字塔」。中國經濟陷入危機之日，便是西方「中國夢」幻滅之時。當這一天到來時，在中國已有天文數字投資的西方經濟，將受到難以估量的震撼。
聯合早報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