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認為，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們的貧困應負有一部分責任，他們說，來自北京的救災款項並沒有到達最貧窮的農民手中，而是進了地方幹部的口袋。幹部們不修水渠，不蓋醫院和學校，而是添置高級轎車，建造豪華的辦公樓，給親友安排收入豐厚的公職。
此外，這些『小霸王』還以苛捐雜稅為手段，敲詐勒索農村居民。四十歲的農婦王梅抱怨說，『什麼都要我們付錢』。王梅與丈夫在黃河邊高坡上經營一小塊梯田，她說，『幹部們今天來要30元，明天來收50元，我們只能勉強餬口』。」
然後，明鏡週刊談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以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理論。但是，對這個理論仍有爭議，明鏡寫道：
「一股強勁的風對著江澤民迎面扑來。左派和自由派都覺得自己被出賣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曾任後來被推翻的黨的首腦趙紫陽的秘書、現年66歲的鮑彤批評說：『江澤民的理論並非新時代的開始』他在一篇散文中寫道，中共早已變成了『一個富人和有權有勢之人的黨』，這個政權有系統地壓迫大多數人民，壓迫工人、失業者和農民。儘管當局嚴加控制，但鮑彤仍然把這篇文章發給了與他志同道合的人。
幹部們在開闢新的收入來源方面變得極為無恥，他們不斷發明新的稅種，例如山羊吃草費、養驢稅、種植蘋果稅、城市規劃費、民兵費、擁軍費、計畫生育稅和街道清掃費等等。
一件從未聽過的事發生了：在律師、教師和記者的幫助下，專區所在地榆林附近的農民迫使法院做出降低農民一半負擔的裁決。但是這次有數千農民參加的和平造反行動也付出了代價：為農民提供諮詢的教師馬文林被判入獄五年，罪名是『破壞社會安定』。
上海的科學家曹景清長期來對黃河沿岸的民情進行了調查，他說，如果黨繼續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將產生嚴重後果。他警告說，「人民就像一條大河，往往很平靜地流淌，但也能產生巨大的暴力。」
(德國之聲 9/6/2002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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