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錢理群教授的《說話的底線》一文，也讀到了幾篇相關討論，贊成者多而置疑者少。錢文提出知識人說話的三條底線：一、做人應說真話；二、想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
這三條做人底線，從說真話的立場一退再退，最後退到為說假話辯護。而我以為，做人的底線只有說真話一條，面對暴政壓迫時的沉默和說假話，即便出於不得已，即便懷有良知未泯的不安，也決不是做人的底線，而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和踐踏。不同的只在於五十步笑百步：主動說假話和被動說假話，心安理得地說假話和良心不安地說假話，無論怎樣都是說假話。特別是對於知識份子來說，面對強權說假話，無論怎樣辯解也脫不了出賣良知之嫌。這並不是道德上的雙重標準，而是由知識份子的生存性質決定的。
知識份子不同於專業人士，因為他不僅具有專業知識，且具有鮮明的價值立場，始終保持著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保持著對強權及其主流話語的警惕和批判。知識份子也不同於大眾，因為知識份子具有大眾缺乏的知識資源和對公共事務發言的便利，特別在知識份子成為社會名流或公眾人物之後，甚至就具有了公共發言的權威。在此意義上，知識份子的發言並非竊竊私語或飯局上的閒聊，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言論，足以影響社會輿論和大眾信念。故而，當知識份子的發言超出本專業而涉足於公共領域之時，向社會、特別是向強權說真話，幾乎就是知識份子的公共發言的全部意義。
我承認，錢教授的三條底線是中國特定制度環境下的產物，傳統帝制和現代極權之野蠻之嚴酷，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逼迫士大夫踐踏做人的起碼底線。讀書人的脊樑被一次次打斷，以至於落下終生的精神殘疾，以至於做人的誠實這種起碼的道德自律變成了險像環生的畏途，以至於心安理得地踐踏做人底線成為普遍現象。於是，誠實－－做人的誠實和言說的誠實－－對於中國知識人來說，變成了道德高調或人性奢侈品。而為說假話辯護，反而是回歸人性本身，成為做人的最後底線和對人性弱點的寬容。如此為說假話辯護，居然出自中國著名的自由知識份子之口，實在讓人瞠目結舌。
* 由被動說謊到主動說謊
的確，在一黨專制的環境中，暴政的肆虐是造成普遍的道德敗壞的主要原因，但在承受暴政的一方，如果一味懦弱就無以堅守做人底線，為懦弱和自閹辯護更無以反抗暴政和維護公正。暴政的陰險強大和肆無忌憚，正是建立在人的良知一退再退的節節潰敗之上。難道面對大屠殺的沉默，不是一種良心犯罪！難道刺刀下或利誘下的說假話，不是對做人底線的出賣！
誠實，作為公認的起碼道德底線，早就為全人類普遍接受，而說謊肯定是不道德的。人在暴虐逼迫下的說謊，一開始大都是被動說謊，都會有良心不安，也很少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主動說謊。但是，暴政在利用無孔不入的恐怖逼迫人們說出最初的假話之後，它鼓勵人們繼續說謊的手段就不僅僅是一味製造恐怖，更多的則是誘之以利，是恩威並重，是收買是恩賜。相應地，繼續說謊者從暴政那裡得到的，也就不僅僅是人身安全，還有豐厚的既得利益－－穩定的職業、響亮的頭銜和不薄的收入。因為，獨裁者需要徹底杜絕真話而專門製造謊言，說真話將面臨恐怖威脅，說假話則名利雙收。久而久之，開始時出於恐懼的被動說謊者就變成了基於利益的主動說謊者。列寧時代的蘇聯，為了消滅「不合時宜的思想」，用恐怖逼迫高爾基以治病為由出國。斯大林為了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需要知識份子捧場，就以豐厚的名利許諾誘惑高爾基回國。斯大林還收買了許多西方著名的左翼知識份子，如羅曼‧羅蘭等名流。在當代中國，從鬥爭至上的毛澤東時代到利益至上的鄧、江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說謊，便經歷了始於恐怖而終於利誘的演變。相應地，被動說謊者變成了主動獻媚者。
* 恐怖和利誘的效應
如果說，在極權的毛時代，不說假話還需要非凡的良知勇氣，因為說真話就要付出家破人亡的慘重代價；那幺，當對共產烏托邦的狂熱盲信崩潰之後，在資本和獨裁權力狼狽為奸的後極權時代，不說假話通常不必付出家破人亡的代價，也就並非太高的道德要求。然而，恰恰是在獨裁的暴虐性殘酷性相對弱化、統治效力逐漸降低的後極權時代，國人非但沒有拿出說真話的勇氣，反而相信謊言的力量，相信厚黑學的無所不能。於是，人們久經厚黑手法的磨練而練就了準確拿捏分寸的本領，知道此刻應該顯得以誠相待而彼時必須謊話連篇，知道私下聊天和公開言說之間的明確界限及其利害關係，從而使外在的威逼利誘內化為卓有成效的自我監控。暴政的鎖鏈，也由扼喉的鋼絲變成穿魂的絨線，由割喉的利刃變成封嘴的糖衣，基於利益的權力與知識的結盟以及穩定共識，融洽得越發天衣無縫，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皆活得如魚得水。
* 假話制度化對人性的普遍傷害
暴政逼迫人們說假話，人們屈從於恐懼或利誘而說假話，怎幺可能沒有危害！被逼無奈的說謊即便危害不到具體的人，但屈從於暴政的說謊恰恰是最大的危害：既強化著貽害無窮的獨裁又導致殘害人性的自戕。《人民日報》上的發言、中央電視台上的表態、民主黨派的效忠座談、執政黨慶典上的集體獻媚、政治學習會上的個人心得和對頂頭上司的私下奉承……皆是空洞無物的作秀和說謊。這樣的謊言並不針對具體的某人，也不會造成立桿見影的具體傷害。然而，這種集體說謊乃由分散個人的點滴謊言累積而成。正是這種不加害於具體個人的公開的普遍的說謊，使說假話得以習慣化制度化，造成了對社會對人性的無孔不入的普遍傷害－－深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細節的傷害。當這樣的普遍傷害轉換成人們習慣性的冷漠麻木和阿諛奉承之時，暴政造成的每一次具體傷害就得不到應有的譴責、反抗和報應。
幾千年了，中國知識人一直在玩弄儒家的小聰明：「盛世則入，亂世則拂袖而去」、「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多聰明的處世之道，飛黃騰達時做救世主，窮愁潦倒時只求自保，無論躬逢盛世還是遭遇亂世，他們都佔盡便宜而毫髮無損！這種東方式的大智若愚與西方基督教的殉難情懷恰成鮮明對比：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犧牲來承擔人類苦難，而在亂世之中逃避承擔苦難的責任則被國人奉為聖賢。我以為，盛世並不缺你一個，哪怕你聰明絕頂且人格高尚；亂世卻需要每個人勇於分擔苦難的責任感，哪怕你僅僅做到不說謊。
* 容忍謊言就是強化暴政
國人當下的精神處境很有點黑色幽默式的怪誕：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大聲呼喚社會誠信，另一方面又在暗自裡普遍地踐踏社會誠信。當靠謊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識人身體力行之時，他們也許暫時逃過生活困扃或身陷囹圄甚至肉體毀滅的災難，還能活得像個體面的有產階級或講究品味的精神白領。但是，整體的精神毀滅之災難便在每個人的參與下不可避免地降臨，知識人也就淪為沒有人性尊嚴的精神乞丐，淪為出賣良知的知識掮客－－放棄所有做人的底線，像俘虜高舉雙手一樣地交出自己的靈魂。對於這種普遍的精神災難，說謊者們的最通常的自我辯護是：「我要活著，要養家餬口，要過體面的日子，我無計可施，因為他們太強大。我也痛恨說謊卻不得不說謊，我甚至就是近於絕望地說謊。」多幺無奈而誠懇的表白，多幺令人同情的處境，多幺合乎人性而又通情達理的說辭，難道這樣的說謊者不值得原諒嗎？不！不值得原諒！
容忍謊言就等於自動強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謊言，後極權時代的暴政再無其它資本為自身辯護。這樣的獨裁製度在要求人們自我作賤之時，甚至是體諒民意的，它不要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真心地讚美它，而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承認它和歌頌它，足矣！所以，暴政－－無論是極權的還是後極權的－－永遠不會主動放棄對人性尊嚴的踐踏，永遠要進行威逼利誘以便讓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正是我們的馴順使暴政顯得穩定強大，顯得道貌岸然且有幾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進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會被鎮壓，而整體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個新的暴政－－而是每個人，首先是以公共發言為職業的知識人，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
* 拒絕說謊
是的，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弱點，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制度進步和道德演進，其善待人性的標準也越來越世俗化，越來越走向對人性弱點的寬容和對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我們不需要唱道德高調，不必具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犧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起碼底線，並不要求我們多幺勇敢多幺高尚，不要求我們去坐牢、絕食、自焚，而僅僅要求我們在面對威逼利誘時不說謊，不把謊言當作基本的生存策略。而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拒絕謊言，恰好是對靠謊言維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顛覆。比如，在六四大屠殺後的大清查中，如果一般的八九參與者說真話，並不會付出多幺慘重的個人代價（如失業或坐牢或家破人亡）。說真話者的比例不必大到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出賣良心，不參與說謊，不寫交代和檢查，不做效忠表態，暴政就不可能支撐到今天。
即便如此，準備為誠實付出代價的人仍然可以抱有樂觀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漸地拓展實話實說的領域。人，皆有從善之心，皆有對誠信的渴望，皆親歷了或耳聞了大屠殺的滅絕人性，皆看到共產極權大帝國的一夜坍塌，皆意識到一黨獨裁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日益腐爛……所有還珍惜人性尊嚴的良知尚存者，也許你無法成為有影響力的社會名流，也難以拿出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信徒的殉道勇氣，但是你起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絕說謊！
當年，索爾忍尼琴曾號召前蘇聯的民眾拒絕說謊：決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和發表自己認為歪曲真相的片言隻字；在私人談話和公共場合都不說謊；自己不說謊，不講解，不炫耀，也不慫恿旁人，不鼓動，不宣傳；在繪畫中、雕塑中、攝影中、技術處理中和音樂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轉播任何虛假的思想、任何被發現的歪曲失實之處；如果自己不完全贊同統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題的講話，那幺就應該既不在口頭上也不在書面上為了迎合上意，為了增加保險係數，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領導」言論；不參加強制性的遊行、集會、座談、慶典、運動，只要這一切與自己的意願相反；不舉標語，不喊口號，只要自己不完全贊同這些標語口號；不舉手贊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開也不秘密地把選票投給自己認為不稱職或不可靠的人；不讓自己趕著去參加強制性的顛倒黑白的討論會；聽到別人的謊言、荒誕無稽的空論或恬不知恥的宣傳，立刻離開會場、講堂、劇院和電影院；不訂閱和不零買隱瞞重大事實的報刊雜誌。一句話，「縱然謊言鋪天蓋地，縱然謊言主宰一切，但是我們要堅持最起碼的一點：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索爾忍尼琴如是說。
是的，「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如果每個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道德底線，那幺你在捍衛了人的起碼權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責任的同時，也以不合作的行動為反抗暴政做出了貢獻。自然地，你也就捍衛了人的尊嚴和表現了人性的高貴。
* 向強權說真話是知識人的責任
每人一句真話，再暴虐的制度也將失效。點滴積累的拒絕說謊，將匯成反抗暴政的民間洪流，靠謊言維繫的獨裁將變成風雨飄搖的孤島而難以為繼。
六四之後，中國知識界熱衷於談論馬克斯‧韋伯的「價值中立」說，甚至直接提倡經濟學或學術研究就應該「不講道德」。然而，就是在韋伯提出「價值中立」的《學術作為職業》的演講中，他還強調：學術中立，並不意味著放棄價值立場而「鼓吹一種無尊嚴的道德」。人的尊嚴在於抵抗邪惡，知識份子也不例外。對於每個人來說，「他必須在面對邪惡時做出終極抉擇，不然你要承擔讓邪惡橫行無阻的責任。」在中國，我們面對的正是普遍的邪惡；也正是對邪惡的普遍沉默乃至說假話，才導致了「讓邪惡橫行無阻」的道義真空。如果我們到現在仍然不敢抵抗邪惡，對邪惡的審判遲早要降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就必定要承擔縱容邪惡的責任，不承擔法律責任，起碼也要承擔良心犯罪的道義責任。
知識份子向強權說真話，並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在知識上多幺淵博，自己的觀點多幺正確，更不是為了一言興邦或取得話語霸權，而僅僅是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和言論自由，為了防止強勢者對弱勢者的為所欲為，為了消除社會歧視，為了促成社會公正和道德品質的提升，為了多元化觀點的平等競爭，為了帶動全社會的拒絕謊言。換言之，向強權說真話，是作為公共人物的知識份子的責任－－捍衛個人尊嚴、維護基本人權和社會公正－－且義不容辭。
向強權說真話，請從知識份子始！
二○○二年七月五日於北京家中
－－《動向》2002年7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