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們所理解的精神病院應該像其他醫院一樣，是個治病救人的地方。也就是說其目的是把病人治成健康的人。醫院裡的大夫、護士的職能是運用其專業知識和醫德、愛心使病人康復。要做到這一點，他們所具備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知識就是，如何判斷一個人是病人還是健康人。當然，要準確地診斷出人得了什麼病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個人是有病或是健康，卻萬萬不能搞反了。尤其是對精神病的診斷。
在國內很早就聽說過，有些地方領導把某些不聽話但又不犯法的「刺兒頭」 或是一些讓領導頭痛的搗蛋鬼(pain in the butt)「批准」成精神病。 被送進精神病院去打針、過電，經過數年無微不至的「治療」，該「刺兒頭」便成了真瘋子，晚上在崗亭上指揮交通了。但不知為何，這個人真的瘋了以後，反而倒不住在精神病院了，而是由家裡養活或者根本就沒人再搭理他了。
直到讀了最近一篇來自國內的詳細報導，才讓筆者對精神病人的定義、診斷及治療的目的和過程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解，讀後大有恍然大悟之感。該報導說的是黑龍江綏化市43歲的農村婦女黃淑榮，因「多次越級上訪」而被「打成」精神病的故事。黃被診斷為精神病的理由是「偏執」，因為其不屈不撓地上訪。認定她有精神病的是政府部門信訪辦。而參加診斷和治療的是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黃被該醫院的醫生、護士多次過電、捆綁、用藥後，又交了800加600元的贖金，才得以自由。最後，更權威的醫院認為黃本來就沒有什麼精神病。
像黃淑榮這樣的「精神病嫌疑人」在國內為數不少。俗話說不平則鳴，給領導提提意見，或是「非法越級」反映領導的問題，這樣的人並不少見。但聰明的是，黃並沒有幹犯法的事。比如跟外國記者談談話，或是把告狀信給VOA等等。這就讓領導很是頭痛。本來挺簡單的一件事，她要是犯了法，勞教、勞改隨便選，說幾年就幾年。但現在只好「啟動特別程序」，就是給她定個精神病，關起來算了。這樣地方上可以維持「大穩定」 ，那黃女士只好在電棍和麻繩下做點「小調整」 了。
行文至此，筆者除了對領導上在新形勢下所激發出來的聰明才智無比佩服之外，對配警械的白衣天使的專業術語和敬業精神也頗為印象深刻。記得在納粹德國時期，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證明猶太人的人種有問題，於是便有醫生得出結論得用毒氣解決他們，化學家們便有了精確無比的配方，讓他們站著進去，躺著出來。
再來看看中國的白衣天使是如何配合領導的工作的。既然黃女士是如此的叫領導為難，那麼這些醫生、護士受黨的教育這麼多年當然要「為領導排憂解難」。放著這麼好的設備和人力物力，不為領導做點事實在是愧對黨的培養。由此可以推斷，該醫院參加診斷和治療的醫生、護士們，不是黨員就是團員，最次的也是遞了申請書正在考驗階段的。否則就不會如此敬業。先是非常專業地將黃女士診斷為「偏執狀態」，然後就是「求他們一次綁一次，一綁就是十個八個小時，只能尿在床上。」
說到「偏執狀態」，我還真知道不少人有此毛病。如果該醫院的醫生們要尋找新病人的話，可以根據本人提供的線索，一定能找到不少。先來看看非要討個說法的秋菊，再就是張志新，你看她們是不是都有點偏執？如果她們不好找的話，海外的魏京生、王丹，還有偏執過度的楊建利，是不是都得綁了去過過電？不往遠裡說，六四時那一人獨檔四輛坦克的「暴徒」是不是偏執？往大裡說，廣場上幾萬學生，北京百萬市民恐怕都患了偏執。可惜輪不到醫生去綁他們，那「最可愛的人」早就把他們解決了。這麼做實在是因為他們偏執過了頭，而且人數也太多，據說中國又是個法制國家，不用點法律武器實在讓外國人看得不過癮。所以就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該判的判，走的全是正規渠道，讓精神病院的醫生們感嘆沒有用武之地。
說到患了偏執的歷史人物張志新，還有一點要說明。聽說當時殺她時，醫生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領導上本來最頭痛的是，她連死都不怕了，萬一在公審時喊點什麼，那可叫領導下不來臺。最後還是醫生有辦法，知道人無論是咳嗽還是喊叫，用的都是喉管(準是西醫，要是中醫，肯定從氣脈上想辦法，那效果就不是最佳)。誰要是說話太多得了喉癌，把喉管一割，人當時就沒聲了。所以他們才出此良策，足以流傳好幾代人。
前面提到楊建利偏執過度，還有一點要補充。在美國留過學的人都知道，要想在美國的大學拿個博士，就非得進入「偏執狀態」不可，當然布萊登和巴林頓大學除外。而這個楊建利偏偏就拿了兩個名校的博士，說他偏執過度一點不冤吧。楊博士回國時先去的是東北，後來聽說他在昆明被抓時，便為他鬆了一口氣。要是他在東北被抓，這會兒一定被綁在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的急診室裡過電呢。因為他的「偏執狀態」 不僅深而且急，所以要送急診。
最後，黃女士被「司法鑑定」為不是精神病了，筆者也就不得不扯點法律問題。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上一直強調的是，中國是個法制國家，要依法辦事。那駐美的楊大使在外國記者面前最著名的一段就是「China is a country ruled by law」 。所以黃女士現在既然不是精神病了，就可以考慮行使點公民的法律權利，這樣就有可能討回那被敲去的1400元，也可以給廣大在基層工作的領導們來個普法教育。黃女士可先告醫院瀆職和非法拘禁，再告政府部門信訪辦限制公民人身和言論自由。這樣，除了醫院要賠錢之外，弄的好可能還有國家賠償。
既然說到了打官司，那就不得不考慮請律師的問題。但像黃女士這樣的官司可能沒有幾個律師敢接，因為被告的一方是政府，而根據「中國特色」政府就是黨，而從邏輯上說無論是公、檢、法，組織上都歸黨領導。所以這個案子是向黨的一個部門告其另一個部門，要再從邏輯上說這個官司就沒法打了。這就好像是你把一個害你的人告上大堂，滿以為能討個說法，但不想該大堂的法官是那害你的人的親兄弟。不光如此，所有大堂的法官都是哪人的親兄弟。還不光如此，所有大堂的書記員、陪審員、法警，就連門口站崗的不知什麼警都是他的親兄弟，那你這官司還怎麼打？
但黃女士並非無路可走，她可以考慮請中國著名張建中大律師。此君專打那連三歲小孩都知道贏不了的官司，還居然膽敢替成克傑、李紀周這樣在人民日報上被公開開除黨籍的人(能享受這待遇的，中國歷史上也沒幾個，有名有姓的可能只有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了)辯護，你說他是不是也有點偏執了。所以偏執愛偏執，張律師沒準兒還就接了黃女士的官司。但最近聽說此君剛剛被領導上「批准」失蹤，也不知究竟什麼原因。要是因為是替欽犯辯護，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檢查寫的深刻點兒，還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是因為領導上認為此君太偏執，那就得到哈爾濱第一專科去找人，去晚了恐怕出來後就不是張律師了。
說到黃女士要打官司，倒不是想把那個領導弄進去，主要是討個說法。因為領導怎麼地都是領導，骼膊那能擰過大腿。還是信訪辦領導吳主任說話實在，「你們說那法律吧，中國的法律有些能執行有些執行不了，大多數執行不了。咱們現在還是人治，這是我從實踐中得出來的。」 (6/11/2002 6:11)
－－《觀察》
